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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7日07:39 人民网   发布时间:2009-01-29 14:34:55

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

 

  引言:我一直想采访大名鼎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关于张培刚先生,我读过他的一些书籍,但是一直无缘当面向他请教。

  今年11月1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从世界银行回国办教育的邹恒甫教授那天中午和

我在一起,他突然对我说:“钟心,你愿意同我一起去见见张培刚先生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愿意啊。我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就今天下午两点吧,不然这次就没有机会了。”我知道邹恒甫教授明天就要回北京返华盛顿了。我想,这次见面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亲眼目睹我所尊敬的两位哈佛大学的新老博士一次难得的高层“经济学会晤”。张培刚先生是中国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而邹恒甫教授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他们都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华中科技大学8号楼招待所我,我见证了这两位年纪相差数十岁的校友的聚会。令我敬佩不已的是年逾93岁高龄的张先生精神矍铄,逻辑十分严谨,思路惊人清晰。张培刚先生纵论中国经济发展和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在谈话中他多次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正在补课,这个被拉下的功课一定要补上去。中国现在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好时期,中国人应该加倍努力,发展经济,千万不要错过大好机遇,我们要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先生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在谈话的中途,我这样冒昧地问了张先生一个问题:“您从美国回到中国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让一般人难以想象。如果生活可以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从哈佛学成后是否还会选择回国?”张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想还是会回国的,但是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回来。”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出国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自己的祖国。”

  张培刚先生始终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的研究出发,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大量考察,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最后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晚年的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懂历史;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光谈经济因素就解释不通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我们现在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而且还要在学术上争气。

  本文核心提示:

  ■20年来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属不易

  ■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

  ■研究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懂得历史

  ■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

  一、20年来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属不易

  张先生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就是打个折扣,也很不容易。他说,你要知道,这是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封建制度、100多年受到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之后,才有今天的发展,所以确实来之不易。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外汇储备增加到7600亿美元,我们在世界上地位得到提高,说话就有力量。弱国无外交,我们现在敢对美国说不,与之进行斗争,这除了中央正确领导外,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当然在有些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总的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实力已大为增强。

  张培刚先生认为,一些人批评政府,我也是批评者之一,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执政者,要保持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也不那么容易。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比如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虽然延长30年不变,但仍然是短期观念,靠不住。怎样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使农民心里踏实,看来还要深入研究。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以探讨。还有因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贸易摩擦、腐败、教育公平、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金融财政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等等。尽管现实问题很多,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我们有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打下的基础,如果再加上有一个清廉并有治国能力的政府,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

  记者:我想请您谈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您认为资本主义是什么原因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

  张培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上探根溯源。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太厉害、太完善,生命力太强。

  西方的封建主义制度一般只有900多年、1000多年,而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3000多年,比西方要长1800年到2000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是很大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萌芽,但难以发展起来。

  记者:漫长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那些有害的影响呢?

  张培刚:具体而言,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国家,僧侣是最上等的,其次是皇室贵族,再就是中产阶级,即第三阶级,主要是商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因为有第三阶级,就形成了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中国的商人产生是较早的,你看《东周列国》,就有写商人爱国的故事,但作为一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发展不起来。

  第二是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在世界上最早,为什么呢?产业革命的起因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有海外需求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引擎(Engine)。引擎和发动机都是一回事,引擎是直译,非常形象贴切。海外有需求,有市场,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并能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由于有竞争,能降低成本,促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技术进步。熊彼特就主张这种理论,我也是赞成的。

  产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英国,这个国家很小,他的生存、发达,主要靠贸易扩张。海外贸易扩张带动国内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后又带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气机,蒸气机就是引擎,从而带动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冶金工业。所以后来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发展成为英国的冶金工业中心。

  读一读英国的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是大体同步的,有一些滞后,一般滞后二、三十年,但基本同步。他们国家太小,发展纺织业,原料不够,就向外扩张,把别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当时英国主要靠两个殖民地国家供应原料,一个是印度,供应棉花;一个是澳大利亚,主要供应羊毛,还提供牛、羊等肉食。你把英国的产业革命史翻一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衣食等基本需要可以自给自足。享受的东西,如珍珠宝贝等有一些附属国进贡,皇室贵族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当政者就觉得没有必要到海外去谋求。所以,对外贸易有可有可无,没有那样迫切。你看中国明、清的皇帝,外国人来做生意,要别人磕头,鞠躬都不行,非三跪九叩不可。这样谁还愿意和你做生意呢?明朝的郑和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在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堪称壮举。但宣德八年,即郑和第七次出洋返回后,明代第5个皇帝明宣严令禁海,郑和也于同年去世。对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国家不去资助他,不去鼓励他,反而要禁止他。所以,1433年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航海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记者:您从政治和经济角度为我们清晰地简述了中国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制约,在您看来,中国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还存在着哪些重要的束缚?

  张培刚:中国的封建社会对科学技术长期不重视。长期重文轻理,不重视科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很大缺点。尽管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但这些发明带有偶然性,而且被当时的文人视为雕虫末技。你看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都只重视文科。考试只靠一篇文章――策论,就是政策性的文章,诸如治国平天下等。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成为秀才、举人、进士。进士中一、二、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举并考取进士后就可以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考个进士起码可做县官,稍好点的,当个知府,再好一点的,在翰林院当个翰林。各个朝代不同,官名的叫法也不尽相同。由于长期重文轻理,以文取人,科学技术当然不受重视,得不到发展。

  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重理轻文,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既要重视科学技术,也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长期重文轻理,同时还有重农轻商。社会上对商人瞧不起,总觉得他们是谋小利、见利忘义的人,是黑心肠的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尽管后来满清政府时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有学到真经,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知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

  再就是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孔子很厉害,他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里面当然有好的方面,构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逐步把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完善和固定下来,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为什么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年份,如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有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有启蒙运动,而中国却没有?文艺复兴这个词,源出法文,因为文艺复兴是从法国、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法国、意大利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很大。启蒙运动的英文是TheEnlightenment,Light就是灯光,加上前后缀,再加上定冠词the,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一个人懵里懵懂的,需要启发一下,给他一点光明,就是Enlingtenment。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这些学说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长,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哪能产生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总而言之,中产阶级难以形成,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加上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难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就需要补课。

  三、研究中国经济学一定要懂得历史

  张培刚先生说,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这还很不够,还必须分析非经济因素,这就需要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特别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区域差异很大,要研究它的发展,就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特别是要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对历史缺乏了解,是难以解释中国发展问题的。今天我对你讲,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远大于经济学。但现在的一些人不大爱学历史,大学的历史系没有多少人报考,什么原因呢?恐怕是学历史的不易找到好的职业,难得有出路,即使有了职业也很清寒。过去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现在的人耐不住清寒。事实上历史读起来是蛮有味的。

  “你看美国独立的那一年是1776年,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那一年发表的,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你学习历史,就要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才记得住。你要了解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启蒙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十七、八世纪,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就要看看这段时间的历史。研究经济学的,特别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定要读一读。总之我们学经济这一科的,除宏观、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要掌握外,历史的东西一定要多读一些。而且平时多看点历史,对开阔人的眼光,提高考虑问题的深远度都很有帮助。”

  张培刚先生曾经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谈起,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分支,叫经济史学,又分为几个流派。他说,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两个指导老师也是在1883年这个重要年份出生的。一个是布莱克教授,一个是厄谢尔教授。他们分别是世界上颇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布莱克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厄谢尔是最早写技术革命史的,他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历史,解释经济发展。

  张培刚先生到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时,两位教授都近60岁,到1945年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他们都60出头了。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曾讲到,厄谢尔的区位理论是动态区位理论。厄谢尔是美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之一。解放初,厄谢尔教授曾写信要张培刚先生回哈佛大学任教职,被婉言谢绝。这两位教授对自己这位杰出的学生有着很深的感情,多年后,张培刚先生多次充满感激地回忆与之相关的往事。

  四、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

  记者:您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关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要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请您就此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培刚: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光谈经济因素就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它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

  记者:我们注意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帝国”学派早已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民主政治(布坎南因此获诺贝尔奖)、法律问题(科斯因此获奖)、婚姻和犯罪(贝克尔获奖)、历史问题(诺斯和福格尔获奖)。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您认为那些非经济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呢?

  张培刚:首先是历史因素。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一百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左倾路线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另外,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一千八百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它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人口与地理的因素。先看人口因素。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农村有两句话是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就少了,这是消费的观点。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作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已提高到现在的7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次,谈一谈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像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非常大,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是原始社会的遗迹;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就好像是时间上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的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第三是政治因素。任何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改革和发展都谈不上。我国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采取了一些政策,有些人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但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改革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这种走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难以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所以,我们看问题要辩证地看。

  五、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张培刚先生说:“1883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去世,凯恩斯出生,熊彼特也是这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大经济学家。最近,美国好几次进行民意调查并发布消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即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学者,如果谈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有时是马克思摆在前面,有时是爱因斯坦摆在前面,反正是他们两人。如果说四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那就如同西方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列示的,除了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之外,还包括凯恩斯。”

  如何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进行比较,张培刚先生在194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新经济学”谈到凯恩斯和马克思》,对两人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和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进行过比较。文中写到:“就反抗死硬的正统学派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则两人的看法,根本异趣。”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批判资本主义,但批判的目的不同。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成长、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在其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终究是必然崩溃。凯恩斯则不同,他是要挽救资本主义。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和病象,但却力图去把它治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不同点。

  张培刚先生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中期,他所看到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血与火的惨景,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失业的人流落街头;看到的是资本私人占有和对劳工的血淋淋的剥削。因而他要揭露资本主义,并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剧,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语言不能说没有完全实现,也不能说已完全实现。总而言之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张培刚先生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至于他的具体结论,要根据时代、地点、条件不同而有所改进和发展。这本身是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理论也必然会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比如劳动价值论,未必就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这似乎有点武断。如果你承认非活劳动,包括资本等对创造价值有帮助,让这些要素参与生产与分红,事实上也就承认这些非活劳动因素能创造价值。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但现在我们国家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张培刚先生称凯恩斯的经济学为“萧条经济学”或“衰落经济学”,他认为凯恩斯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桥修路,甚至是建了又拆,拆了再建,修了又挖,挖了再修,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就业。凯恩斯的主张当然是要在资本主义处在危机时挽救资本主义。但如撇开这一目的,凯恩斯的学说和主张对其他国家解决经济紧缩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张培刚先生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政府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借用的这种办法。从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到今天他的学说在发展中国家还发挥一定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凯恩斯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

  六、正确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张培刚先生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肩负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起关键作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他说:“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显然首要地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卷入过深,则势必会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的政府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性,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可以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应当做并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等属政府的职责范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重要意义。”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闯过难关,张培刚先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何在呢?从理论上言,以及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必然是这样,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个人认为,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愈简单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一定要大胆改革,解放思想。”

  结尾:张培刚先生在结束这次对话时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他说:“回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他和吴于廑、韩德培(张培刚与前两位被成为哈佛三剑客,记者注)等同窗好友相约从哈佛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贫穷落后而被人瞧不起的那种闷气,义然辞掉国外优厚待遇的工作回到祖国,立志要为中国学术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不料回国后,由于极“左”路线,历经坎坷,耽误太多,浪费了许多时间,此志终于未酬。在这方面,他现在特别寄厚望与青年好学之士了。今后主要靠青年学者和好学之士,来继续为祖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取平等的地位。”

  张培刚先生说:“现在正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伟大时代,破旧立新,可以说到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我们要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特别是经济科学。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本国经济,不可能没有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因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肩负重任、责任感重大!现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与前些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个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比喻它已经上了车,车子开动了,是停不下来的,它会有阻力,会有弯路,有时候会慢一点,但谁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行。要建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任务十分艰巨,亦非一朝一夕或一年两年之功,而需要数十年乃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已届耄耋之年,仍要老牛奋蹄,但我更寄希望与全国有志之士,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来共同担负这一伟大使命!”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简介:

  张培刚,男,湖北省红安县人。1913年7月10日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张培刚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他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随后又在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主要著作有:《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英文稿,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春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1984年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新发展经济学》(主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增订扩大版;《张培刚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他1945在年美国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的获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张培刚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接着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使他在35岁之后的30年这一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离开了学术,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已故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语,2000年)但不管怎样,他的博士论文在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初期发出了炫目的亮光,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因此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展现张培刚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张培刚先生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

  

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
 
张培刚博士(右)与邹恒甫博士
经济观察家: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
 
记者钟心(左)与张培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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