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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


来源:林圃、孙连城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发布时间:2010-05-18 22:57:10


        张培刚早在40年代中期,就以研究农业经济和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85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所编的《国际知识分子人名录》第7卷,收集了世界各大洲2500位名人传记,将张培刚作为其中极少数最卓越的有杰出贡献的学者,特别提出列在卷首献词中。
        张培刚现任华中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他还担任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理事长,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科多种学术团体的顾问。

一、 从出身于农村到以《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夺魁

        张培刚于1913年7月10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农村。他五岁半入私塾就读,一年后转入启人小学。他自幼勤奋好学,读书之余,常跟随长辈从事插秧、割谷、拾柴、放牛等农活,深感农民生活之困苦,劳动操作之艰辛。从小在他心中就萌发着改善农民生活,改进耕作技术,促使农业进步的志愿。1925年春,张培刚只身离开家乡,来到武汉,考人私立武汉中学。由于他年纪幼小,刻苦攻读,成绩优异,受到师辈和同学们的喜爱。1927年春,他转学到湖北省第一中学。在这期间,武汉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沸腾的革命浪潮,使张培刚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洗礼。

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

        1929年春,他插班考取了武汉大学文科预科一年级下学期。时值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使我国衰落破败的农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张培刚在学习中逐渐感觉到,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于是他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1930年秋,他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大学期间,他经常在思考着:如何才能使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先走上先进的工业化的道路?为了探求出答案,他刻苦钻研经济理论,同时也非常注意调查国内的现实经济状况。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陶冶

        1934年6月张培刚在武大经济系毕业,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一年后研究所迁到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又迁至广西阳朔,桂林局势吃紧不得不又迁至昆明。张培刚随所颠沛,沿途目睹流离失所农民之疾苦,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要为解除农民的痛楚而献身的决心。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主持。陶孟和一贯治学严谨踏实,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反对空谈理论。为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所里建立了两周举行一次“读书会”的制度,由研究人员轮流就自幼阅读的一本书或确定的一个科研题目、调查项目,由大家作出学术报告。陶孟和作风民主,对学术问题提倡自由辩论。同时,他又很重视成果,特别重视新的科研成果。平时他放手让大家读书、调查、研究,但一年之末每人必须拿出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对无成果或成果不能令人满意即不宜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他就亲自介绍、推荐到别的工作单位去做适合的工作。他这样做,激励了全所人员必须奋发向上。由于陶孟和办所有方,社会科学研究所颇有成绩,生气勃勃,造就了一批理论界骨干。陶孟和的民主作风和治学之道,对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张培刚影响久远,使他受益匪浅。

三部潜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著作的问世

        1934年至1940年春,张培刚除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还曾兼任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在此6年中,他相继到过河北、浙江和广西等省,长期深入农村和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对农业经济问题和粮食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年,与张之毅合作)三本著作,共约40万余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著作对了解当时我国农村经济和粮食供销问题很有价值,曾为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引用。而这些著作都是张培刚在21岁至26时撰写的。与此同时,他还就农业经济变迁、粮食产销盈缺、货币金融体制、农民生活水平等问题,写出20余篇论文,分别载于《社会科学杂志》、《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国农村》、《经济评论》等杂志上。张培刚才华初露,他的科研成果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很早就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 1939年春,张培刚应聘到迁至广西宜山以竺可桢为校长的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担任讲师,讲授毕业班的《农场管理》和《土地经济学》两门课程。学期结束后,他返回昆明社会科学研究所,拟开始从事土地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

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1940年夏,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分别在重庆和昆明两地招考,张培刚在昆明应考。当时共招16名,每科一名,除两名文科外,其余皆为理工科。张培刚以独占鳌头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文科工商管理,吴保安(于廑)以同样优异成绩考取了文科经济史,当时清华指定张培刚的国内指导老师为清华大学陈岱孙教授和武汉大学杨端六教授。1941年7月,张培刚由云南到重庆,办理出国手续,飞往香港。于9月在香港乘美国邮船总统号,远渡重洋,经过20多天的海洋航行,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达波士顿,赶上秋季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学习。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既有原来学经济的,也有原来工科的。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对日、德宣战后,哈佛和其他一些大学的学院开始试行一年三个学期的学制,工商管理学院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教学上采用“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张培刚从1941年秋、1942年春到1942年夏,在这里学习了三个学期,读了工业工程与管理、采购学、销售学(市场学)、动作研究、统计管理、会计核算、公司财务、管理经济等课程。1942年秋张培刚因迫切需要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急想攻读经济理论、经济史、农业经济、国际贸易等课程,于是转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科处于全盛时期,知名教授云集,济济一堂。比如有以“创新理论”闻名于世的熊彼特,以“垄断竞争理论”闻名的张伯伦,有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汉森,有国际贸易权威哈希勒,有经济史权威厄谢尔,有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布莱克,以“投入——产出而知名的里昂惕夫等。这些教授在教学中常以启发式为主,不仅老师向学生提问,也允许学生提出问题,开展讨论,课堂上空气异常活跃。这些教授也很重视实际考查。其中,布莱克教授又是森林专家,曾亲自带领张培刚等去林场实地考查,并介绍张培刚到养鸡场参加调查。这样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管理知识。         当时清华公费留美生,生活费用很不宽裕,本来每月只有美金90元,战时又打了八折,只够勉强支付伙食、房租费用,而无钱购买书籍。为了部分地解除这一困难,张培刚曾和当时同在哈佛大学的公费生,每周用三个晚上,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印刷厂从事中文排字工作。他们间歇地干了两年左右的临时工,平均每月可得到20多美元的劳动报酬。张培刚就用这笔勤工俭学的收入,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外文书籍。

获得威尔士奖的博士论文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四、五年的学习期间,始终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图繁荣富强?1943年12月,张培刚通过口试,获得硕士学位,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就与指导老师布莱克和厄谢尔两位教授商量,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并打算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探讨和分析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其中特别是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工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张培刚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探讨英、法、德、美、日、苏诸国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并立足于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加以认真的考察。为此,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期间,经常置身于这所著名学府的图书馆,在浩瀚的知识宝库里,他用英文、德文、法文、中文贪婪地读书、摘录、做卡片。中午当地他用完简单的午餐后,又回到图书馆,松开领带、腰带、鞋带(这就是同学们常笑他的“三松”动作)就席而盹,休息半个小时,又继续攻读。常常和他在一起的有吴于廑、任华,以及同是清华留美公费生、后来一直在瑞士“国际劳工组织”任职的谢强。其间,张培刚付出了几位辛勤的劳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了大量的卡片,终于在1945年底写成《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论文,旋即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该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该书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出版,而译为中文出版,则是在1984年,离英文出版已有35年了。

接受武汉大学的聘请

        张培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很希望在自己的国家能有机会实践和检验自己提出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从而继续深入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工作。为了拯救中华,使灾难深重的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尽到自己为炎黄子孙的一份力量,在爱国主义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张培刚决心返回祖国。1945年,他接受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决定回武大任教。只因1945年底,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但交通阻塞,未能及时回国。1946年元月,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公度带领技术考查团赴美考查,邀请张培刚参加资源委员会任专门委员,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与此同时,该会也聘请了美国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后来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担任经济顾问,设计和改进中国关于国民收入的估算以及全国经济事业的统计制度。张培刚答应在该地作短期的研究工作。同时参加该处工作的,有丁忱、吴元黎(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张培刚在纽约工作三个月后,由于那时美国到中国的邮船尚未开航,遂于丁忱于5月初在旧金山乘货轮回国,在南京资源委员会继续与库兹涅茨一起工作三个月,并完成了一篇关于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论文,他就离开了资委会。同年8月,张培刚到达武汉珞珈山武汉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工商管理等课程。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及研究员

        1948年元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培刚去该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他为了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资料,以利于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遂征得周鲠生校长同意,应允短期前往任职该地秘书处研究部设在上海,1948年冬迁至泰国曼谷。1948年3月,他参加了“国际粮食农业组织”在菲律宾碧瑶举行的“国际稻米会议”、“国际营养会议”。5~6月间,他又以农业经济专家、顾问身份,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当时一同出席该会的有李卓敏,冀朝鼎,还有工业水利等方面的专家、顾问孙公度、时昭涵、谭葆泰等人。同年11月至12月间,张培刚又赴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了该委员会的第四次大会。他先后为1947年至1948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调查报告》(《Economic Survey of Asia and Far East》)撰写了粮食供销、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等专题论文。         张培刚在联合国期间,正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异常眷恋自己的祖国,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在往返东南亚各国,数次路过香港时,曾先后见到冀朝鼎、徐涤新、千家驹、蔡北华、高平叔等等。张培刚与他们多次谈到要回国的愿望,经过交谈,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并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当时,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有可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迈向光明灿烂的前途。从而,他对中国革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对新中国怀着无限的向往。

为了祖国的振兴

        1949年2月,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婉言辞谢了美国哈佛大学原来的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来信约他回校任教的邀请,放弃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优厚的报酬待遇,离开曼谷,再次回到祖国,到达珞珈山武汉大学,迎接解放。解放初期,张培刚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并一度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53年元月,张培刚被调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校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查谦,半年后又有朱九思参加)。现已颇具规模的华中工学院从选定校址、规划设计到基建施工,无不凝结着张培刚和其他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         1957年春,张培刚调任华中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他先后在校内外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课程和专题,多次参加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并写文章和设专题讲座,评介西方经济学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湖北省举办《资本论》讲座,张培刚讲授《资本论》第二卷。在讲授时,他借助对外国经济学说的渊博知识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广征博引,大开听众的眼界,备受欢迎。从1959年至1966年间,他在《经济研究》、《江汉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七一》、《湖北日报》、《长江日版》等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对<资本家宣言>的批评》,对《对<共产党宣言>的批评》等多篇论文。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的埋没         但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张培刚的学术生涯十分坎坷。长期专业对不上口,失掉了人的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岁月年华。他被迫停止了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但是,国际经济学界却一直在寻找这位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50年代,当他接到一些国外学者询问他的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的来信时,他没有复函。1956年,当两位智利大学教授来我国,一到北京就说他们要找“培刚张”(张培刚名字英语拼音是Pei Kang Chang),外事人员听成“背钢枪”,弄得莫名其妙。后来北京大学严仁赓教授提示,才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张培刚。在一位外事人员的陪同下,两位学者兴致勃勃专程到武汉找到张培刚,想就他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交谈。这位外事人员一见面就说:“总算把你这杆‘钢枪’找到了”,并说明来意。但是,那时张培刚正忙于砖瓦砂石,钢筋木材的基建工作,匆匆地接待,未能满足这两位外籍学者的要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培刚受到的冲击,使他最痛心的是,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攒钱购买的大批外文书籍,成箱成箱的毁失了。当时,他先在学校手持沉重的洋镐修补马路,后来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大片湖田里参加过围湖造田的艰辛劳动,还在湖畔放过牛。十年动乱时期,在“四人帮”肆虐、国家和人民蒙受无穷灾难的日子里,张培刚的心情和所有受到的打击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异常沉重和极端苦闷的。1976年暑假的一天,他和家人进城挤上公共汽车,过了武昌轮渡到达汉口,走进一家商店,一霎间,他的手表被小偷扒走了。对此,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欺侮,心中颇为气愤,怏怏而归。他曾给他的好友王启荣谈到此事。恰巧王也不久前丢失了一只表,并写过一首“自慰诗”。王特地将这首诗寄给张培刚,以示慰问之情。诗曰“丢表何须添优急,诸葛岂无失着棋。人为物累终是错,胸有海天永相宜。”张培刚当即步原韵和诗一首曰:“丢表不急气难弭,庶子无辜宵小欺。安得春风吹四海,与君同庆不拾遗。”显然当时他是以“丢表述怀“隐喻时事,以抒发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焦虑心情,也寄予早日结束这场动乱局面的期望。

大地回春后的“老牛奋蹄“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张培刚满怀激情地说“春风”终于盼来了。坎坷难磨赤字心,他是多么的兴高采烈!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仍壮心不已,在学术上重新初步获得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并且取得显著成果。         1978年,张培刚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约,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纂工作。他与宋则行、宋承先教授等主编了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         1979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国务院财委为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和广大经济工作者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讲授《微观经济学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0年,他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书。此书和讲座,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作了十分有意义的评介,并对我国后来普遍引用“宏、微分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1980年6月,他参加国家物资总局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物资经济管理体制和有关物流经济与管理学科的问题。回国后他主笔写了“关于日本物资流通管理教育”的考察报告,载于华中工学院出版发行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1980年第2期。         1981年4月,他同华中工学院林少宫教授应美国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塔教授(CM•Dutta)的特别邀请,赴美参加了第一届“美国与亚洲经济关系会议”。在会上他们联合作了“中国经济调整与外贸前景”的学术报告,他们的论文和发言,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好评。该论文载于杜塔教授主编的《美国与亚洲经济关系研究》英文本,由美国艾孔出版社(Acorn Press)1985年出版。会后,他们又受到教育部的委托,从美国东部到西部,访问了11所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主笔写了”美国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动态和特点“的研究报告,载于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

在病床上制订的写作工程

        1983年3月张培刚积劳成疾,大病一场,几度病危,经多方抢救,始脱险境。疾病迫使他在医院治疗达一年半之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促使他常常想到,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化“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如如何使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仍然落后尚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要从事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于是,他又想到了他长期放在心中但被中断多年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这一宏大题目。当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在病榻上制订出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同年冬天,他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仍冠以《农业与工业化》的总标题,而将以早已英文问世、并在1948年就已翻译成中文的本书加上副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作为上卷,先行在国内出版。同时,计划在今后争取时间,陆续写成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为了完成这一写作计划,在医院里,只要病情许可,他就伏于床上、桌上审阅和修订《初探》中的文稿。前前后后地花费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做了三次审定,于1983年秋东间交付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积压达40年之久的中文本,终于在1984年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了。         中文本一出版,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巨大反响,读者来信分至沓来。其中既有老、中年学者,也有青年学子。他们在来信中都一致认为,这一著作虽然成书于40年前,但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有的说:“拜读大作,耳目一新,不胜敬佩。深感文笔翰墨,卓尔不凡,材料丰富,论证严谨,分析入微,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启迪仍不失其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撰文评论此书说,“作者在书中对问题犀利透彻的分析,令人信服。直到今天,在这一问题上能与作者的《农业与工业化问题初探》相比的著作仍不多见。《初探》一书对于每一个希望实现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还有一位他早年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老同事、现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的韩德章,已年逾八旬且因白内障双目暂时失明。1985年4月,张培刚在北京韩教授家里作客时,这位老朋友为庆贺《初探》一书在国内出版,把他于1985年元旦思索而成并默记在心的两首七言诗,当着张培刚的面热情洋溢地口诵而出,诗曰:
(一)
笔耕已逾五十载,尚有劫余半壁书。
壮岁同赏滇池月,憾未毗邻结草庐。
垂老远隔天南北,君在楚江我燕都。
忆君高论多奇趣,风度儒雅我不如。
(二)
喜逢华笺乐如何,久疏鱼雁怀念多。
伟策及时扬四化,佳篇及时献宏模。
相会有期待来日,共话新猷赞群科。
老马岂堪长伏枥,引吭同唱报国歌。

        所有这些来信和评论文章,以及同志们的鼓励和希望,都给予张培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此书的续写部分以莫大的支持和力量。         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开展。他为了满足读者的愿望,也为了自己弄清“微”、“宏”两学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渊源和发展过程,以及探讨它们在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引用和借鉴的可能途径,又与厉以宁教授再次合作,撰写了《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全书共53万余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85年9月底,张培刚又与林少宫教授应邀再次赴美国纽约,参加了第二届“美国与亚洲经关系会议》。他们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的现代化:稳定、效率和价格机制》的论文。会议结束后,张培刚应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内华达大学的邀请,先后在两校的经济管理学院就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作了学术报告,引起了外国听众的极大兴趣。         张培刚的学术素质高超,功力深厚,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他能运用数种外语搜索世界各国的大量信息;当前虽年逾古稀之年,他仍致力于一些新的学科,博采百家之长。因而他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市场运销、物资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数量经济等领域,都广有涉猎,并有一些真知灼见。然而,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则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建树和外国经济学说的精深造诣。就这两个领域来说,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了”。

二、中国版的农业经济学三部曲

        张培刚早年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三部论著,不仅本身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拉开了《农业与工业化》这本名著的序幕。
        此节内容详见本书第五篇廖丹清所写《三部中国版的农村经济学》。此处略。

三、 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是世界上最早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在40年代中期,他就以《农业国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一书蜚声于西方经济学界,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在理论和史料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和贡献。这部著作曾获该校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该书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南美、北美、西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大学把它列为基本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目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争相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推崇和广泛引用。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塔教授说,他早在大学时代就读过这本有意义的著作。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前任经济系主任、现任“哈佛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又说过:“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就算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这部20余万字的外文学术著作出版后,在国际上深负盛誉。1969年,在作者本人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困境中,此书的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1984年,中译本以《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为副标题,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注目,认为这本书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已发表了40多年了。在今天,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读起来更饶有新意。

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

        张培刚对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主要是论证农业和工业分别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互为条件和互相制约的动态关系。依据多次的农村实地调查和长期的理论研究,张培刚对农业的地位、作用及其变化和发展趋势的阐述是十分深刻的。他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在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和积累资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后,明确指出:“农村家庭对于城市制造工业,不仅是消费用工业的买者,也是化学肥料及农场机器的买者。”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以农业为基础,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的经济规律,也是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中的一条重要准则。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工业化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他在农业系统、工业系统、人口和劳力系统、生产技术系统、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系统之间一些主要联系的基础上,细心地考察了这个变化的某些原因和发展趋势,并运用弹性、替代、边际等一般技术经济概念对它进行了质和量的分析和预测。由于工业化的进展,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职业转移、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产品的越来越多样化,从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他指出:“整个工业有一种趋势,就是所用原料来自农业以外者逐渐增多。” 并且这种替代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趋强烈。比如,纺织工业所用的原料原来只有棉花、生丝和羊毛等,现在则转而大量使用化纤,这就是显著的一例。充分估计替代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作用及其功能的相应调整。他也认为,由于“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在工业化达到使人民获得一个合理生活水准时,农业的地位将不免有所下降。” 粮食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对粮食需求状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可以农业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粮食需求收入弹性的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大致说明农业地位的高低。随着工业化的向前发展,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将有相应的增长。商品需要量变动与收入变动因商品不同而发生的差异,反映出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也就是反映出商品在工业化中所居地位变动的状况。粮食需要的收入弹性低,仍说明粮食需要增加的比例远较收入增加的比例为小,这就无疑地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地位的减弱。农业结构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化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将代替农业而居于优势地位。张培刚从战略发展的高度,当时就正确指出:“工业化开始以后,农业原来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就开始让给了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 但他着重指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之后农业不重要,他提醒人们,任何时候,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一个国家不论已经高度工业化到何种程度,若不能同时在国内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及变动的平稳》,……则不能维持并发症其经济活力。” 在分析工业在农业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他十分重视工业以先进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这种作用,包括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同时他指出工业发展对农业组织变革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工业发展从技术与组织两个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大家都深知技术对农业改革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对于组织成为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则往往不甚注意。当前我国农村在展开的产业结构的改革,正好证明张培刚这一论点的正确、深刻以及富有远见的现实意义。当农业国工业化向前进行时,即有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社会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时,“伴随现代化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必然对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工业化的涵义和运行机制

        对工业化的涵义,以及对工业化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的过程,张培刚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工业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strate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s)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它的变化规律是,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这些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呈连锁运动。哪些属于“基要”的生产函数?又怎样确定它的“基要性质”呢?他把所有生产部门分为资本品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即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两大部类。在他看来,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而消费品工业则要受这些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因此,这种“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诸部门来说明。         当然,工业化的的全部涵义并不限于某一部门、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或某几个部门、领域、层次的变化;相反,工业化过程必须是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张培刚指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将要更进一步加强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事实上,这一切变化,都曾经过对农业及制造业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巨大的作用,因而构成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张培刚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具有独创性的,从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观点来看,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这一定义可以概括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两个世纪期间经济社会的主要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农业国工业化规律的某些特点。第一,基要生产函数的连锁反应运动,依据农业国工业化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决定了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第二,作为基要生产函数的交通运输、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技术要求的,它表达了社会经济结构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变化的特点。第三,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是十分密切的。钢铁、机械、动力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原材料、动力和技术装备的,交通运输则是运输或传递物质产品和信息流的,相关性极大。其中尤其是交通运输和动力工业,更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基础设施,其重要性更不待言。把它们看成“产业群”在国民经济中发生着关键性作用,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反映了它们内在的技术联系的本质。就我国工业化过程而言,过去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很少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技术联系的特点,单纯地片面强调以发展钢铁工业为纲,即“以钢为纲”,结果使动力工业、交通运输业成为及其薄弱的环节,大大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关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         对影响工业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是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工业化的各种因素各自的作用不一样,他把它们区分为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两类。他认为导致工业化发生和演进的最基本额度发动因素有两个,即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所谓企业的创新管理才能即是“存在于企业行动幕后并领导企业前进的企业创新精神”,它不仅包括“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也包括“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的精神和志愿。” 这种创新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来的蓬勃发展,贡献极大。与此相连,他也极为重视生产技术的发展(包括发明及其应用)对近代工业的巨大作用;赞同那种认为“经济史上的真正英雄是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探险家” 的观念。他对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则看成是工业化演进中的限制因素。所谓限制,不是从静态而是从动态中考察的。就资源来说,在假定“生产技术一定”的这一时期或过程中,有些地区的一些资源应该看作是有限制的,从而这种资源就成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在引入生产技术的变化后,由资源所产生的限制可能部分地得到解除,也可能转移或变为范畴不同的限制。至于人口的限制作用,他是从人口总量与资源的对比关系,即从平均每人的生产力及平均每人的收入来着眼讨论的。他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就在于看不到生产技术的变化;但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论点也是可以适用的。张培刚还提醒人们注意人口发展的两种趋势对经济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比如在西欧,人口增加率的降低,正在使生活必需品制造工业的生产相对下落。至于日本和东欧国家(指1945《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完稿前的情况),则所发生的趋向正好相反,这些国家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来生产必需品,以供养日益增多的人口。         张培刚关于工业化因素的这些论述和见解,非常富有创造性。比如,他把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看作是工业演进中的发动因素,是很有新意的。如果把农业国工业化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来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现实意义则非常明显。因为农业国工业化,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如果没有技术和管理,没有创新意识,那是难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误和失误,也不难看到,导致这种偏差和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忽略甚至否认“企业创新精神”和“生产技术发展”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教训,鼓励和扶植全国各种企业家的“企业创建精神”,重视和推进生产技术的发展。         张培刚把资源和人口看作是限制因素的论点,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决策时,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他所说的“限制”,却不是消极的,而是强调要在一定条件下考察问题,即资源在假定“生产技术一定”的时期内或过程中,才被看作是限制因素;人口的限制作用则是从人口数量与资源的对比关系着眼来讨论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以能源这种资源为例来说,能源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能源状况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决定的因素。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表明,国民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燃料、动力的优先增长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同时张培刚指出,能源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有一个定量关系。他的这个观点,在我国得到了证实:1953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447亿元,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为0.54吨,197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591亿元,能源总消费量为5.86亿吨。26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为11.2%,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为9.6%,工业增长速度与能源增长速度之比为1:0.86.矿产资源或作为原料的矿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各种工业原料短缺,工业就难以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此看来,在一定条件下,资源的限制作用是明显的。         再看人口的限制作用。如果人口和资源相比较,那么人口的限制作用,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因为资源与人口的比例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源多、劳力少,则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劳动力的不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源少,劳力多,加之在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国家具有人口迅速增长的特点,资源必然大部分要用于消费和安排就业,这势必会延缓工业化的进程。因而控制人口增长,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张培刚早在40年代就已经看出人口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经济发展起着限制作用,并指出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的必然趋势。他说:“这种经验对于工业化即将开始的中国,实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我们对照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和存在的人口问题,就会感到他的这种论点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工业化的程序、阶段和速度

        张培刚对工业化程序、阶段和速度的考察,也令人获得教益。他指出: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的相对减少。他把演进性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消费品工业占优势;(2)资本品工业的相对增加;(3)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趋于平稳,而资本品工业渐居优势的趋向。它还强调,从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转变为资本品占优势,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达到的。这里,他对农业国工业化转变过程,作了一个总体的、深刻的描述和论断,其中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资本品相对增加和消费品相对减少看作是农业工业化转型的主要特征,这就是人们对工业化有一个整体的估价和认识。工业化不是单项或某几项工程建设,也不止是某些新技术的采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经济工程。运用资本品、消费品这些集合概念,来说明农业国工业化这一历史转变的基本标志。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分析,如实地概括了农业国工业化是由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大生产、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的一个历史大转型过程。第三,他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农业国工业化应该是有阶段性的发展,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如果消费品工业尚不足以保证人民的低水平生活,而要强求资本品工业在两大部类中占优势,这不仅达到目的,而且会极大地损害经济的发展。因而从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转变为资本品工业占优势不可能是突然的。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比例和速度的关系,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张培刚的上述观点,无论是对研究两大部类增长的关系,研究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还是对制定经济发展计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问题

        在工业化过程中,关于从手工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张培刚作了切合实际同时也具有远见的探讨。他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了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认为:“机器采用的数量,既要看机器的物质效能,同时也要看它与农产品以及劳动力在价格上高低的比较。” 鉴于中国农村人口为数之庞大和所占全国人口比例之特高,我们更要注意,“为要使农业机器的引用成为现实,却又必须以没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为前提。” 他还认为,采用现代交通工具,对农产品市场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现代历史表明了运输和储藏的改良是现代农场产生和农业机械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不同的运输工具,对于农业市场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铁路化使得市场集中,”而“无线电、机动火车和混凝土公路,使市场制度有非集中化的趋势。”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农业结构本身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张培刚详细地分析了农业的“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人口增值较快,在这个阶段对粮食的需要必然要增大。当工业化继续进行时,会出现人民收入增高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粮食的需要将要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时对较好的食物将有更大的需求,例如肉类,将成为谷物的补充食品或替代品。这种对于食物的转变,将对于“农作方式”的“转向”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饲料作物的改革,由粮食作物转换到工业原料等因素,都会引起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不过鉴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只有当农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准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部分的从种植农作物到经营畜牧业的转变,以及从中稻到种玉蜀黍饲料的转变,才可能是必要的。” 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和变动,他的这些意见,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用外资、外贸的意义和作用问题         在关于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张培刚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利用外资方面,他认为,如果外资能得到有效地投放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前途,则是有益的,并将大大地提高工业化的速度 。他探讨了资本在国际的转移规律,指出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的。若预期收益大到足以补偿投资的风险和所承受的转移费用,则资本就有从单位投资收益较低的区域或国家流到较高的地方的一种自然趋势。这些理论可以启迪我们明了在什么条件下利用外资,以及怎样利用外资;明了利用外资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从而使我们时刻保持着一副清醒的头脑。又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他着重分析了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之后,明确指出:由于工业化与农业国在“需求的收入弹性”、“供求弹性”和“生产调整弹性”上的差异,在农业国与工业国的贸易中,农业国的贸易条件总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常常运用这一理论来衡量利弊得失。比如拉丁美洲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 •Prebisch)后来提出的“中心与外围”理论,就其理论渊源来说,实际上来自张培刚。普雷维什认为,中心与外围国家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而这些又多是外围国家的出口产品,因而边缘或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不断恶化。为此,他主张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以打破“中心与外围”的这种贸易格局。可见张培刚早先关于国际贸易中农业国贸易条件的论点,不仅对于后来的发展经济学有影响,而且对于我国当前为了开展对外贸易,分析国际市场的供求、竞争、价格等的变动情况,以及改变我国自身贸易条件的不利地位,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是早在40年代就提出来的。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他的这一理论非但不褪色,反而其预见性与日俱增。可谓“路遥知马力”,也可知炉火纯青,非一日之功。一本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问世,往往有一个很长的实践和理论的准备时期,需要积10年、20年甚至一生的努力。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绝非一时之得,而是修养有素,学有自来,极具长年调查研究的根底和功力。他早期的三本著作,不仅在当时有其独自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作用,而且也为他尔后进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问题的研究,使他非常熟悉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这就为他后来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使他以后的理论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致于步入迷宫,对各派学术观点大都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不仅如此,这还使他在当时就能敏锐地看出农业技术改革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一般技术经济性规律,即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些必要条件和若干具体的技术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他早期的调查研究所初步形成的一些学术观点,又为他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总之,无论张培刚早期的三本著作,或者是自后相隔4、5年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都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在写作中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他一贯的学风,也是他青年时期就能取得很大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宋代朱熹在“观书有感”的两句诗中说的好:“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把它用在张培刚身上,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植根于实践的科学之树也会不断开花结果。

四、 率先引进与更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为四化大业而扬长

        《农业国工业国问题初探》在作者的祖国出版之后,张培刚这位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在逐渐为国人所知。哈佛大学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本营而著称于世。同时,哈佛大学又以作为包括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在内的多门新兴经济学科的发源地而感到骄傲。张培刚不但功成于哈佛大学,而且也为哈佛大学增了光。这就使张培刚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得失成败有深切的体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中国大地回春,并且使一向闭锁的国门主动地向外开放。自此以后,重新焕发青春的张培刚就在琢磨:如何发挥自己的优长,以报效祖国的四化大业。毫无疑问,他的无与伦比的特长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精深造诣。但是,要做到得心应手,却非易事。因为他首先必然遇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怎样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当然,对它盲目崇拜,即由于无知或一知半解,从全盘苏化“的一个极端跳到“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对它一概加以拒绝以至排斥,不分青红皂白地像过去那样棍帽交加,也是错误的。在张培刚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善于辩证地吸取和利用国外各学派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必定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他自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所走过的道路,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培刚无论是在编纂辞典、撰写或在历次讲学中,都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及主要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介。在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的同时,他力图借鉴其中合理的部分,做到洋为中用。他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实用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与生产力直接有关而与生产关系关联不大的部分,只要加以修改或改造,是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的。诸如边际分析、供求弹性分析、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线性规划、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等等,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是能够而且应当加以利用的。他还认为,即使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理论部分,也不能把它们统统看成是一只敝屣,而加以全盘弃之不顾的。比如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应该说,倒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较之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更具备实现其中某些合理内容的条件。         张培刚在讲授和撰文评介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时,一方面明确指出其某些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又对其“创新理论”的合理因素加以肯定。他论证说,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熊彼特的这一根本观点,在某些方面确有其可取之处。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重视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是这样。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强调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且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强调了“内在因素”的作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在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中是不多见的,因而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持"脱钩论"与"挂钩论"而合著《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如何把其中可供借鉴的部分介绍过来,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当前我们讲授和撰文评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任务。1979年至1980年,国务院财委为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和广大经济部门工作者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张培刚应邀两次赴北京分别讲授"微观经济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培刚和数十位参加讲课的经济学者,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分工作了十分有意义的介绍和评论。在讲座的基础上,张培刚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合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厉担任宏观部分,张担任微观部分)。此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在国内起了引进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先导作用。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分别作了评述。在微观部分,张培刚以实例论证了需求理论和需求弹性。他论述说,由于需求理论和需求弹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因而用需求弹性为分析价格与需求的数量关系,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但需求弹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制定价格政策和调整商品流通,却是很可以利用的。马克思在论及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和收入的数量依存关系时,明确写道:"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马克思在这里指的"伸缩性"就是"弹性"(Elasticity),外文原是一个词。所以研究各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指需求的价格弹性)对于制订价格政策,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接着张培刚又指出,需求的收入弹性抹煞了各阶层人民收入分配的差别,尽管它有这一根本缺陷,但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制定价格政策和工资政策,以至组织消费品的流通,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经过此次讲座,特别是这本书出版后,从此我国开始普遍引用了"宏观"、"微观"的词汇和运用了宏观、微观的分析方法。应该说,他们通过讲座和著述,在这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他经常思考和探求如何运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1984年9月底,张培刚参加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讨会上,他提出"脱钩论"和"挂钩论"的设想。那就是将西方的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一方面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率"脱钩;另一方面,将其合理的对于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的分析,以及对于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替代弹性等等的分析,与"劳动价值论"挂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随改革的全面展开又合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要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又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依靠和发挥我国现有的物质技术力量,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张培刚和厉以宁认为,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微""宏"两学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以及它们对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在实际上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他们两人又再度合作,撰写出《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共53万字),科学地评介了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及其具体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并对于如何:肥它们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设想和观点。这就是说,张培刚和厉以宁对于微、宏两学不只是引进其合理部分,而且是为了适用于增强企业活力而加以更新。在微观部分,张培刚指出:(1)可以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者主权"概念,引入到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目的的分析中,而与"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2)把"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引入到社会主义企业酗生产中来,以衡量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3)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工具,以加强市场预测,建立信息网络,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4)大力开展对消费和需求的研究,积极从事需求弹性和职工生活费用的调查,以便更合理地调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5)有条件地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技术进步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问题,促进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6)除了生产方面的问题外,要大力加强流通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调查研究等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我国开展外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清除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影响,已经起到并将继续起到积极作用。

五、踏实、严谨并强调基础知识和开拓能力的治学态度

        张培刚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养成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并炼成一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这种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足资后辈学习的一个榜样。

治学严谨学风踏实

        张培刚为国家培养人才,勤勤恳恳40余载,他的门下遍及海内外。如今,学生们交谈起来,总是异口同声地称颂他为最难得的良师益友。         "百丈高楼从地起"。他提倡做学问要打好基础,要坚持一个"韧"字,要有不畏艰苦的钻研精神和步步脚印的踏实作风。他要求经济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中文、外语和数学这些基本知识,准备好深造的条件。张培刚一贯注意学生的质量。因此,张培刚对学生、研究生或进修教师的要求从来都是严格的。他亲手批改学生辈和青年教师们的论文、讲稿,连内容、章节、文字、标点符号都毫不含糊,一丝不苟。平时他对教学和科研工作也抓得很紧。教研室每月要讨论三至四次,解决疑难问题,拓宽知识面,增强分析能力;学生毕业时还要举行答辩。这些做法和要求显然是正确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竞成为张培刚对学生管、卡、压的一条主要罪状而被批判。80年代,张培刚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却仍然诲人不倦,亲自指导研究生读书和撰写毕业论文。为便于交流学习情况、讨论学术问题,他主动地建立了定期接待研究生的制度。         这种严谨和踏实的学风,也体现在他本人所撰写的论文和专著中。张培刚一向认为,著书立说是写给他人阅读的,作者必须对读者负责任。他写文章,句斟字酌,深入浅入,结构严谨,内容充实。1983年至1984年春天,张培刚写《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的微观部分时,凡要交代清楚的,他总是锲而不舍,追根溯源,不遗余力。有一次文稿中尚有一位外国学者的姓氏,由于在中译本上未载明原文,在武汉各大图书馆始终未能查明,弄不清这位学者究竟是谁,为此,他总放心不下。1985年4月,他出差赴北京,终于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原文姓名,返汉后,补写在他字迹工整的手稿上,才算罢休。又如,为了澄清经济学说史上一个事实,即为了证实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一直坚持说他自己的"垄断竞争"观点不是直接来自斯拉法在192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张培刚特地访问了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因为陈岱孙是在1922年与张伯伦同时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的。据陈岱孙回忆,1926年当斯拉法的论文公开发表时,张伯伦关于"垄断竞争理论"的博士论文业已基本完稿。由此可以证明,张伯伦的自我声明是可信的。于是,张培刚在书中加了一个长注说明了这件事情。这些点滴知识和信息,他都竭力用来充实自己的文章内容。弄清一些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不仅大大方便了读者,也利于促进经济学科的发展。

遏求真理勇于创新

        张培刚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他提倡勇于创新、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更新。白天,他忙于写书,处理工作;晚上11点以后,他就开始孜孜不倦地阅读报刊、杂志和书籍;他还要安排时间,阅读高等数学和有关数量经济的书刊。他常说,当前世界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不学习就要落后,新的知识只能从学习中来。每当夜深人静时,张培刚的思想就在知识的海洋中开始漫游,有时甚至双脚浸在水盆里而沉思达一、两个小时之久。他不断思考着、探索着新的理论问题,并将一闪而过的思想写在台历上或便条本上,直到午夜2点半,乃至3点钟才上床就寝。他每晚的睡眠时间仅四个多小时至五小时据他自己说,他的睡眠时间虽然不长,但质量甚高,很少做梦,脑子仍然能得到较好的休息。第二天,他照样又继续进行着艰巨而繁重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事物,留意新的信息。因而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常常闪烁出一些新观点或新理论的想法。他为建立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理论而想到的"脱钩论"和"挂钩论",就是显著一例。         他要求教师和同学们开拓思路,多注意和探讨新的问题。讨论问题时,他也总是鼓励其他老师和同学不必拘于一格,希望大家畅所欲盲,展开讨论和争论。张培刚从不固执己见,而是耐心听取每个人句发言。不仅听取与自己相同的意见,也仔细听取与自已不同的意见,只要讲出道理,他就表示欢迎。他说真理越辩越明,还可取长补短,拾遗补缺。

尊重他人劳动从不掠人之美

        张培刚撰写文章时,凡是为之付出不同程度劳动的人们,他必定要在文中一一列举说明。凡引用他人的科研专著和论文,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人的,无论是赫赫知名学者或是初试文笔的青年学寻,他都要在书中,清清楚楚地注明其书名、页码、著者或译者姓名。他认为别人付出的辛勤劳动,绝不能一概抹煞,更不能据为已有。

学风民主平等待人

        张培刚在学术上严于律己,也同样严格要求学生,但从不摆"权威"架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有长者的风度。198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因工作远道来武汉,顺便向张培刚请教,他回校后曾来函说:"张老师平易近人,令人敬佩。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见到陌生人,就会感到浑身不苣在,更何况见到您这样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您,却全然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您待人是那样的亲切,慈祥中带有一种智者的幽默。我那紧张的神经,在您的感染下,早已松弛下来。"张培刚同青年讨论问题,总是平等以待,发扬民主,谆谆善诱。学生们与他谈问题时,从不感到拘束,哪怕不成熟的思想,也敢于谈出自己的观点。

心胸开阔思想豁达

        解放后17年来在"左"的路线下,张培刚因为留过学,并在联合国工作过,而受到过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十年动乱时期,他又挨过批斗。对于这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我们看任何事情,都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应该怪罪于个人,而要宽宏大量,不能耿耿于怀。"         张培刚在50岁时,写下了两句诗:"百岁春秋才过半,一生甘苦但求真"。20年后,他又写下两句诗:"自古人生谁不老,奋力求真总是春90两联诗句都是抒怀明志,都是说明一个信念,那就是矢志"求真"。他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几十年的历史行程。如今,他已达七十有三的高龄,却仍在以"老牛奋蹄"和"奋力求真"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第三次腾飞探索途径,著书立说,培养人才。1985年暑假,张培刚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谭崇台教授应西南财经大学之请,为研究生和成都地区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分别讲授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特点和需要所作的深入浅出的风趣盎然的讲授,不胫自走,传遍蓉城。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要求,张培刚欣然为四川省体制改革研究班第二期和第三期的200多名学员讲授了微观经济学。第三期是在素有"火炉"之称的上缴税利居四川省之冠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办的。从成都到泸州旅途一天的疲蕉和42度的炎热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张培刚却一路谈笑风生、精神矍铄,原来他在50年前逃难时曾经路过这些地方。半个世纪的前后对比,怎样不叫这位心胸开阔、思想豁达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心旷神怡!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既是最可宝贵的,又是无法估量的。当张培刚以"老农"姿态来到报告厅,并引人入胜地出现在几乎都是半个世纪后出生的新一代企业家面前时,谁能不为这位精神抖擞的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所感动、所折服!嗣后,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泸州市把以张培刚为表率的七教授泸州之行,写进了厂史,写进了市志。         写到这里,让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赢得时间,在祖国教育和科研的园地里,浇灌耕耘,培植出更多的鲜花,结出更多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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