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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眼中的张培刚

 试论发展经济学的三个阶段——彭明朗


来源:   发布时间:2010-05-26 10:37:23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40~6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阶段和60~70年代后的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复活阶段以后,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以研究发展中的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除了吸收第一、二阶段的积极因素外,在研究方法、对象和范围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观点和理论。
自从发展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以来,经济学家们一般承认它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即40~6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阶段和60~70年代后的新古典主义复活阶段。应该说,发展经济学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以研究发展中的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型发展经济学阶段了。
结构主义阶段的命题是由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在1965年所创用而又为大家所接受的。在这个阶段里,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建阶段,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重要课题,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而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建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和经济学研究的领域。
(一)对国情(区情)的研究:首先在概念上改变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称谓,把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开化与野蛮国家(地区)"和后来称之为"落后国家(地区)",而通称之为"欠发达国家(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地区)",从而为大家所接受。这一称谓是由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美籍波兰人罗森斯坦一罗丹于1942年所提出来的。其次,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1954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以及在经济发展落后尤其是资本形成的困难原因上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1953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所提出)和与之异曲同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美国经济学家利伯斯坦于1957年提出)"人口陷阱理论"(乔根森于1961年提出),以及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44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等。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研究,从而引发出发展经济学所特别重视的"案例分析及研究",如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1949年)、罗森斯坦一罗丹对东欧及南欧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43年),以及后来贝拉巴拉萨对亚洲等新兴工业化(半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其中尤其是普雷维什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曾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创建并形成了所谓"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这两位经济学家在迈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专著中都被列为"先驱"。
(二)发展目标:发展经济学创建时期的结构主义阶段对发展目标的研究中心或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把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积累资本、千方百计实现工业化,因而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看成是同义词,也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加以等同。因而.可以把结构主义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称之为"唯资本主义"或"唯工业化主义",其他的目标都要让路,他们在唯工业化的道路上强调到了丢掉农业、丢掉农民的严重程度。在创建阶段,只有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人之一的张培刚博士在其40年代中期的哈佛版《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对经济发展无法替代的四个"贡献论,以及深化了霍夫曼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法则,从而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赞誉。
(三)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发展经济学中,最早提出"发展战略"一词的是美籍德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后列入迈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的10位先驱者之一)于195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专著中所提出和从军事术语中移值过来的,此后为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乃至于联合国组织所普遍采用,并成为经济学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结构主义阶段,如同时列入迈耶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的罗斯托于1960年提出的经济增长的阶段论、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提出,纳克斯和斯特里顿等人所倡导的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后来赫尔希曼又针对性地于1958年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联系效应理论、主导产业理论、隐蔽性合理性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当时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进口替代理论、著名哈罗德一一多玛增长模型、格申克龙于1962年提出的从历史考察中发现落后国家因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技术而发展速度更快的"落后者受益"理论,剩余的出路理论等。
(四)依附理论:本文把依附理论列入结构主义阶段并单独列示,一是基于这一理论的最早提出时间确是在40年代中期,二是基于这个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我国的张培刚博士,他在40年代中期的哈佛大学版《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这样写道:"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殖民地的类型,贸易发生于高度工业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问,使殖民地的经济不仅成为宗主国的辅助物,而且实际上也成为它的依赖者,供给宗主国以猎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并吸收宗主国的大量资本。"张培刚博士这一首创,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的赞同。其后,普雷维什、辛格等经济学家通过现实的考察和理论的论证提出了"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应该可以说,以普雷维什、辛格、阿明、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发展理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贸易条件恶化论,不平等交换论都是由张博士的观点引伸而来的。因而有人提出:"发展一解放"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是政治激进有余而经济分析不足,但也决非偶然。而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人)在总结联合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时。曾经提出:"发展一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是有道理的。
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后期的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复活阶段。其产生的背景是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局限性和计划化政策的失误,使有些发展甲国家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提高、收入分配不公、农业停滞,以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新古典主义理论指导的政策而又取得成功,另外又加上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有意识地想把发展中国家引上全面实行市场经济而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就是发达国家的昨天,只能亦步亦趋地向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去学习。很明显,这是别有用心的。
在第二阶段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舒尔茨(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及其人力资本理论。因为这是发 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即:(1)由第一阶段的忽视或轻视农业转变为以改造传统农业为主的重视农业。(2)由第一阶段的强调资本形成转变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尤其是由轻视农民转为引导农民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3)由过去强调计划化的作用转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4)由过去零值边际劳动论转为非零值边际劳动论,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和有增值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和刘易斯的过瓤劳动力理论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客观地说,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各有所长,各自代表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又共同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所以两人同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理由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刘易斯和舒尔茨两人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告"中,特别提到舒尔茨的"最重要的著作是《改造传统农业》"和人力资本理论,称他是"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位先驱者"。同时也指出他们两人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有同样出发点,两人的贡献可以互相补充、经济发展是他们的研究中心。如果说张培刚博士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标志着发展经济学创建阶段的正确方向,即从农业的发展入手实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道路;那么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是经历了近20年之后才从人力资本和市场经济入手去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标志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复活而进入第二阶段。
以新古典主义复活为标志的第二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的结构主义来说,其理论和变化概括起来:(1)增长理论由过去的以资本形成为主的哈罗德一一多玛模型转变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索洛(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发表于1956年,但它更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相互替代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并肯定了萨伊定律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乐观情绪,这些是区别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说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重要标志和分水岭。(2)对农业的作用。发展了由张培刚博士在4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贡献论,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这既是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对唯工业化的否定或补充,从而把农民与传统农业引上市场经济的轨道。(3)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舒尔茨所首创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用以区别物质资本,这种理论不仅有其理论论证而且有其数量界定,并为世界银行的统计实践所具体应用,即用"社会收益率"去加以表述从而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舒尔茨在1979年12月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曾说过去把土地作用估计过高了而把人的质量估计过低了。他指出:"土地本身不是成为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人是一个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4)发展战略的变化:其中包括由第一阶段单纯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转变为以"满足基本需要"的目标的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这一"基本需要"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是指:"是一个社会应当为最贫穷阶层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意味着满足各个家庭对衣、食、住个人消费的最低需要,意味着可以获得清洁饮水、下水道卫生设施、运输、保健以及教育等方面必不可少的服务,意味着每一个能够工作并愿意工作的人得到适当报酬的工作,还应当意味着应当满足更具有质的规定性的需要:健康的、人道的和令人满意的环境以及对足以影响人民生活、生计和个人自由的决策的广泛参预。"此外,由过去的平衡增长(发展)战略转变为不平衡增长(发展)战略。在对外贸易战略上由进替代转变为兼及出口替代战略,以及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发展极理论等。(5)项目评估理论与应用的兴起,它是以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在应用上要发挥国家计划化的作用和资本投资效果的最大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是比较切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的。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第二阶段所提出的理论与战略,有的是直接继承和深化或发展前一阶段的;有的是否定结构主义阶段的有关观点或理论的;有的是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新情况而新提出来的;有的则是对前一阶段有关观点或理论进行了补充;有的则是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阶级偏见、别有用心地去诱使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老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第一、二阶段的理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去进行评价?我们认为:第一阶段的理论或战略尽管有一定片面性或不够准确,但那是属于一门学科在创建时期的不成熟性或不完整性的表现,何况当时连"发展经济学"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在科学创建的道路上,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前人。更何况那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在主观上大都是以反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而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试图把经济学推向前进。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钱纳里在1975年发表的《结构学派研究发展政策的方法》一文中,曾经把下列经济学家列入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即:罗森斯坦一罗丹、纳克斯、刘易斯、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六人。其中就有五个被列入《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第一册由迈耶主编)一书中,书中仅列出十人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其后又增加了像库兹涅茨、钱纳里、阿明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形成所谓"结构主义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其中有好几位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开始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是以叛逆者的精神去怀疑或反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例如普雷维什在《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一文中,就说在青年时代是坚信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而当他探索发展问题时,就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其后的赫尔希曼也说自己和斯特里顿都是反抗权威的叛逆者,是第二代持不同意见者。
对于第二阶段的理论和观点,除了带阶级性的偏见和极其庸俗的成分,我们应该予以否定或批判外,虽然在总体上是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复活,而且这种复活是在当时保守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一股暗流下进行的,在观点和时间上有些又是和结构主义交错在一起的。同时,商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即使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所需要的,有些理论或战略对我们还有一定的启发或借鉴作用,所以也不必一笔抹煞。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极不平衡,就不能完全靠商品市场经济机制去调节一切,而必须以计划经济调节为主,这种主辅有别而又互相结合是完全必须和唯一正确的,否则像全国性的基础设施,11万亿多人口的基本需要由谁去调控?有谁有这样的超人能力?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指出:新古典主义的复活,一方面加强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庸俗色彩,是"卷土重来",同时也并未一统天下。我认为这样的一分为二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我还认为:这种卷土重来,仅仅是死灰复燃,回光返照而已!而决非是东山再起、更上一层楼。
1988年10月,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人之一张培刚教授在青岛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其后并发表了有关的论文,如《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学家》杂志1989年第6期)、《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由来和展望——关于我的"发展经济学通论"》(载《经济研究》1991年第7期)、以及专著《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3月版)等。从此,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第三点是除了吸收第一、二阶段的积极因素外,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范围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观点和理论,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推上一个新高峰。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不是泛泛一般囊括所有发展中国家,而是着重研究发展中的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巴西等。本来,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虽有其共同的特点或弱点,但在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又不尽相同甚至相差悬殊。故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表中主要按照收入水平把它们分成六、七类。如果说在发展经济学的创建阶段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区别开来以确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很有开创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又把发展中的大国单列出来,专门加以研究并构成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更富有里程碑性的意义了。因为这些大国无论在人口、土地面积、自然资源、文化历史遗产、都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如果把大国的经济发展(包括社会发展)问题解决了,其世界意义是无可比拟的。这些大国不仅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的大国,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大国,因而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诺兹把经济学分成三个世界,即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欠发达国家经济学得以成立的话,能否增加"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成为四个世界。这样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针对性、案例性就更丰富了。
"大国研究"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曾有过涉及,如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但他们只从表面上和形式上去寻找大国,如领土广、人口多等规模因素。很明显,这样的划分是很粗糙的,难于探求真正阻碍这些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缘由,因而其实践意义无疑是降低了。而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导者张培刚教授所提出的用以确定发展中的大国的标准,是从影响经济发展的基要因素综合地加以考虑的,这样,所提出来的理论或发展战略就富有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了。
张培刚教授在《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中曾经提出划分发展中大国的标准是: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封建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以及人均收入极其低微等几个因素。前两项因素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也是作为划分大国的标准,后几项标准则是阻滞这些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点,提出这几项因素是富有深刻意义的。对大国的经济起飞来说,就应该抓住这个"牛鼻子"。例如上述几个大国,既都是幅员辽阔,又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时又是封建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巴西外,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它们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去。为什么不应该有繁荣昌盛的未来呢?在这些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有好多"历史第一"或"世界之最",其中既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沉重历史包袱的一面。这种历史包袱,既涉及到经济基础,也涉及到上层建筑,其中有些是消极因素,没有"最大努力理论"(借用利伯斯坦的"最小努力理论"这一概念)的指导是难于冲破这一历史的囚笼的。当然,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积极因素,就应该使其效应最大化。至于"社会情况复杂"这一制约因素,这既和封建历史悠久有关,也有长期的经济停滞,近代外来势力的入侵,以及社会、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有关。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上是多元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的自然或半自然经济占重要地位;政治上是长期封建性割据状态,文化上也是多元和落后的,文盲率很高;宗教上教派林立,民族、种族,乃至于氏族之间的矛盾也是根深蒂固,连语言文字都不尽相同,这样就难以统一于一种生产方式甚至拒绝先进的生产方式。由于大国内部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的入侵和干扰,这在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是否存在有"国外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呢?(借用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这一术语)。如果我们把上述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加以概括,并套用我们常用的"老、大、难"的词汇,是否可以概括成:"老——大——多——杂——少——难"呢?这就反应出研究发7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难度,从而赋予新型发展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严峻使命。
针对上述这样的"老——大——多——杂——少——难"的情况,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不能是单打一,就经济论经济,而需要综合研究方法,以便综合治理。这种研究方法,张培刚教授在《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和有关论文中,提出理论、历史、经验(包括统计、数学)三结合的方法,即不仅要研究大国的经济,也要研究它们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各个领域的过去和现在,形成以理论为指导、历史为基础、经验为依据的方法,这样才能抓住阻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以便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其中仍然是从工业化、现代化入手。这既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起动机,也是发展经济学第三阶段即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题或主要发展战略。但是这种工业化不是结构主义阶段的唯工业化,而是工农业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发展、并和现代化相互联系的工业化。
这样,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新型发展经济学阶段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发展战略、以及研究方法等都一一齐备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意义就远远超过第一、二两个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了。当然,对这些大国的研究也并不排除对发展中小国的研究,例如对地区如拉美地区和亚太地区,以及对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经验的研究,但是它们的经验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如"四小龙"中的香港是自由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根本没有农业。虽然它们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1991年12月欧共体又把它们划入发达国家(地区),但它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远远不能和发展中的几个大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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