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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眼中的张培刚

 新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之我见——夏振坤


来源:   发布时间:2010-05-26 10:48:27

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及谭崇台教授等在今年发起召开了一次新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武汉),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会后,《江汉论坛》编辑部积极组织稿件,以便把这次会议的成果加以巩固发扬,并约我写一篇短文。尽管我的专业主要是从事农村经济的研究,但我还是很乐意为这一新事物的成长进言、助兴。
发展经济学,究其渊源来说,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战后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其研究对象。这一学科被广泛地介绍到我国以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我对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涉猎不全,仅就所及,觉得对此学科似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才比较符合实际。
诚然,就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学者来说,他们大多没有摆脱宗主国的立场,在理论上又一脉相承于西方经济学说,因而不能不使得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带有庸俗经济学的烙印和脱离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倾向。但是.发展经济学却不能等同于庸俗经济学,它有不少符合科学的内涵。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发展经济学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和资料。
第二、发展经济学跳出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发达国家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转变的一个宏观视野来研究其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的多角度来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从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研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些创造性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二元结构转换”、“发展极”、“循环发展”、“中心一一边缘”等等理论。这些理论或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
第三,发展经济学不仅研究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问题,而且在实证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人口、就业、贸易、金融、财政、教育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劳尔普雷维什,他提出的关于高消费对边缘国会产生恶果、机会失衡和分配不公造成新一代生活范围缩小从而会酿成结构--政治危机的主张,不愧为真知灼见。又如R·I·麦金农提出的金融自由化会成为不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下的陷井,C·拉尼斯提出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在一定时滞之后出现更大的通胀并诱发政治冲突而紧缩银根又需要以放开市场为条件等见解,石川滋提出的农业资源的过度净流出会出现“李嘉图增长陷井”的命题,H·钱纳里提出的人口政策应由堵截模式向疏导模式转变的建议等等,无疑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综上所述,我们既不能照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但更不应拒绝吸纳其许多在经济分析基础上归纳起来的合理命题与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后来又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进来,他们站在落后国家的立场上,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这一部分人类的智慧结晶,在我们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都应有分析地吸收、融化和创新。
新发展经济学,顾名思义,它应和旧的发展经济学有原则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什么?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
第一,与旧发展经济学企望寻求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通用模式”不同,新发展经济学则应立足于特定国家的具体国情,寻求其发展的“特殊模式”(对我们来说首先应寻求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积累,导出某种一般规律性的东西。现存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横跨亚、非、拉美的广袤地域,纵历诸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的起点各异,发展的机遇又参差不一,国家的疆域更是大小悬殊,加上社会制度与体制又不尽相同。显然。企望一下就能找到一种通用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如硬欲为之,势必徒劳而无功。这正是旧发展经济学出现所谓危机的症结之一。新发展经济学更应改弦更张,循着由特殊到一般的轨迹,使学科走出一条新路来。
第二,与旧发展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不同,新发展经济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某些合理命题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特别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原理,关于再生产的原理,关于社会分工和城乡关系的原理,关于三大差别的原理,关于有计划分配资源的理论,都应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支柱。我们应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既要研究其促进作用,又要研究其阻碍因素;应该以推进社会分工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三大差别的消失为归宿来研究经济发展,应该以阶级观点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动力;应该用历史的动态的观点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阶段局限性;应该以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从而保证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如此等等。
第三,与旧发展经济学以非社会主义发展的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对象不同,新发展经济学则主要以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应旁及有关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跳跃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一个严峻的发展问题。不仅有着一般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且还有经济体制改革,机制转轨等特殊的发展问题。这样,在客观上就开拓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
第四,与旧发展经济学以市场——价格机制为统一的“自然发展”的新古典主义不同,新发展经济学则是以计划与市场的合理结合作为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新古典主义所期望的均衡和谐发展,实际上早已被近四十年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现实所击破。即使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走自由任放的老路,让社会贫困、分配不公以及不平等竞争等等放任自流地发展,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将计划机制宏观合理调控同市场机制微观灵活反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最佳调节机制。这样,就可能避免单一计划机制造成微观反映迟钝与经济发展迟滞和单一市场机制造成宏观失控与经济危机的弊端。
第五,也是最本质的,与旧发展经济学的宗主国偏好不同,新发展经济学不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之上来研究其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之中来研究自己的经济发展问题。
新发展经济学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奇迹。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路可走的,它需要许许多多有志之士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首先,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不厌其烦地开展基础性的资料研究工作。发展经济学必须建立在浩繁而细致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系统、全面、可靠的资料数据,则是实证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时,曾经感叹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未能象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积累起足够的统计资料。可是,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也由于种种原因又一次忽视了忠实地积累资料,致使我们在从事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时,一开始就感到资料不足。为此,我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去搜集、发掘、整理、校正被散失、被遗忘乃至被搞乱了的资料,去从事国情、省情、地情调查,并努力实现信息系统现代化。
其次,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视野,多方面的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国(视资料的可能而定)的实证分析。能建立某些数学模型图就很好,运用经验数据进行常规的数理分析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从实证分析中,应该求出我国最适当的一系列经济参数与系数。
再次,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然后才能逐步形成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人口理论、货币理论、投资理论、农业发展理论、城市化理论、就业理论和周期理论等等,以及它相应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为指导逐步形成有效可行的人口、工业、农业、财金、贸易、货币、教育等政策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这方面,应遵循毛泽东的教导,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的结尾。没有进行足够的实证分析,是不可能产生立于不败之地的理论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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