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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发展经济学论坛

 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可变因素


来源:   发布时间:2009-01-18 09:33:4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的颁奖典礼上跟大家做一个学习心得的汇报,那么想讲的就是寻找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可变的因素。这是我的报告的题目。那么为什么是寻找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可变的因素,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跟张培老所研究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发达的工业国家跟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开始了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追求,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赶快实现工业化,那么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或是赶超发达国家。我想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跟非常崇高的,那么也可以说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那么到上世纪末为止,也可以说到现在,除了东亚经济,像日本、亚洲四条小龙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或是大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之外,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根据安德森教授的研究,他在《千年发展展望》这本书里面的资料来看,如图
 
 
 
 
 
 
 
 
 
 
 
 
 
 
 
 

这张图就是它里面的资料,最上面的这条线是西欧国家在北美、澳洲的殖民地后来成立的国家,像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么,它们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粉红线是西欧的国家,蓝线是南欧国家,再下来是亚洲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可以说跟50年代比,这些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在扩大。不是缩小的。也就是说,张培刚先生1940年代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所提出命题,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经过这60年的探索,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还是在发展经济学上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最重要的命题。
研究这个问题,我个人特别赞成张培老在1988年青岛会议上所提出的从4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改造和革新以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设想:首先是要扩大研究范围,不仅要研究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还要研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其次,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研究深度,不仅要研究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更要以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为重点;再次,要对照国外的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有哪些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理论上我们怎样来提取它们成功经验的一般性原则;最后,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也就是理论要成为政策制定的指导。我想这四个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应该具备的最基础的研究方法。
我个人也特别赞成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或理论与实际的完全一致,是科学研究者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点上,我想对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经济学工作者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确实现在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可以是两回事,但我个人跟张培刚先生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理论的作用是在于解释现实的现象,预测现实的现象,然后影响现实世界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理论与现实必须结合。应该说,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是要求理论与实际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接触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机制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作为我们的政策制定和行为的指导原则。要使理论和实际结合,研究者就必须从真实世界经验的观察、分析、总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个人想,在60年前张培刚先生所以能写出《农业与工业化》这样的巨著,跟他早年打下的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很大关系,同样重要的就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农村,在中国社会做的六年的实地考察。只有对真实世界的这种认识,才有办法从真实世界当中去总结归纳它背后的理论性和一般性的原则。我个人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这几年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沿着张培刚先生所指引的这条研究的方向来做的,我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研究的道路之上的一个探索。
我认为研究发展理论的话,当然从经济现象来看,我们是希望使发展中国家能赶上发达国家,要把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像收入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差距、教育水平差距、金融、市场、法制等制度层面的差距都给它完善然后接近发达国家,也就是有收敛的问题。在这种差距之下,当我们做理论研究,要说这个差距,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来解决问题。在这些差距中,有些是因,有些是果。比如说收入水平低,这是一个差距,收入水平低肯定是一个果,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等等不如发达国家才会收入水平低。因此像收入水平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提高的目标。那么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这些变化能否作为我们建立一个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呢?这也是我所讲的要寻找“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可变的因素”这个题目的来源。另外,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最根本的,它的变动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这些差距,并且通过它的变动去缩小这些差距的一个变量去做我们理论的出发点。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才会有生命力,而且这样的一个理论才能作为我们推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那我个人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我自己的一个心得,提出来跟各位作为参考:就是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这个经济最基本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且它是一个可变的变量。有些变量可能非常基本,比如说这个国家的文化,但是文化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把文化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话,即使你能用文化差异来解释方方面面的差异,但是它很难作为一个让我们来改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抓手或是作为切入点。因为文化的改变可能是要几代人甚至几百年,更何况文化本身可能还不是最基本的,因为实际上它是上层建筑,是决定于其经济基础的。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要素禀赋可能是最符合我所讲的寻找一个在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会影响到经济方方面面的,同时是一个可变的变量。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该以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达到了,其他的就会顺水推舟地达到。
在解释我这个命题之前,我想先提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从微观经济学企业的行为来定义的。这个定义是指在一个自由(即可以自由进出)、竞争(自由竞争而非垄断)的市场中,一家具有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只有能够赚到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这家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用“正常经营管理”这一点,当然我知道一个企业在竞争市场上获利能力的高低跟这个企业管理水平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要研究管理学等等。那么这个的重要性大家都讲过的,这一点我不想去研究,我假定这个企业它是有正常经营、正常管理的。那么我在这里用一个比较含糊的词(“能够接受”),也就是张培刚先生在他那本书里说,你在做理论模型的时候,你经常都要精确到一个点,也就是a point,但是在现实中,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zone,一个区域,我这里面基本上是沿着这种思路来做定义的,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它所获得的利润我们能不能接受。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纯粹的理论模型中,如果它是一个constant return to scale,即规模报酬等于1,在进入这个市场中,如果没有transision cost,那么它的利润等于0。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条件可能并不符合,更何况还有经济周期,在经济周期高峰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赚很高的利润,你赚利润很低,那么就不可接受。在经济周期谷底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亏本,你亏的比较少,那就是可接受的。那么我这里面呢,就是用这样一个词。一个管理没问题的企业,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只有大家预期它能够获得大家能够接受的利润,这样的一个企业我把它定义为具有自生能力。定义“自生能力”最主要的目的是定义什么叫做“不具自生能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一家具有正常经营的企业,如果大家预期它不能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的话,那么这家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样的企业,它的建立和持续经营必然需要政府或其他外部机构的补贴和扶持,否则它就不会存在。首先没有人会去投资,万一由于信息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经营下来发现它老不赚钱,老不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大家就会用脚投票,这家企业就会垮掉,它就不会持续下去。问题就是说如果这家企业经营、管理是正常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这家企业的获利能力能否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我在定义自生能力的时候,我要特别定义的是,这家企业它所进入的产业,它所生产的产品,它所采用的技术,是不是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征相一致。如果相一致,它就会有自生能力,如果不相一致,它就不具有自生能力。
 
 
 
 
 
 
 
 
 
 
 

现在先假设一个很简单的经济,这个经济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只生产一种产品。我们可以定义一条等产量曲线,也就是图中的那条蓝线,A点和B点的产量相同,不同之处在于A点技术用的是更多的劳动,更少的资本,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B点技术用的是更少的劳动,更多的资本,所以它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那么在这个经济中,一个企业要生产这种产品,到底要采用什么技术,才是让这家企业有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因为在这条图线当中,我假定它是开放竞争的,在开放竞争中,我们知道只有成本最低的,才是有自生能力的,因为在价格给定的情况下,只有成本最低,才能获得大家可接受的利润。如果它是一个CRS的技术,那么它的利润应该为0。那么什么东西是成本最低的技术呢?从经济学当中,我们知道就是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的这种技术,它才是让这家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具有自生能力的技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的等成本线像C线的话,只有A点的技术才能使这家企业有自生能力。如果等成本线是D线的话,只有B点的技术才能使这家企业有自生能力。如果等成本线是C线的话,采用了B点的技术,那么其成本就比较高。因为大家知道,等成本线越向原点,成本越低,越向外,成本越高。如果一个企业在等成本线为C线时采用A点技术它的利润为0,那么采用B点的技术它的利润就是负的,负的利润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也就不具自生能力。问题是在一个经济当中,等成本线的斜率是靠什么来决定的?等成本线的斜率反映一个经济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密集度,如果一个经济它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话,它的等成本线应该是像C线一样比较平坦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当中,如果它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话,这个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要有自生能力,它要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如果它去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一般人印象当中认为是比较好的技术,可是它会变成是成本比较高的技术,那么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是会亏损的,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从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经济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要有自生能力的话,它所采用的技术必须反映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如果它是劳动比较丰富的,就要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反过来,如果它是资本比较丰富的,就要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稍微扩张一下,变成一个产业。产业跟产品有什么差异?一个产业中有很多产品,有些产品它所在的区段是资本密集型的,有些产品它所在的区段是劳动密集型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信息产业,我们知道信息产业中的研发的区段,出来的产品是新产品或新技术,研发是资本极端密集而且风险非常高的,那么信息产业新设计出来的东西到最后会变成一个芯片。那么生产这个芯片,不管是应用8英寸还是16英寸还是这种技术来生产,一条生产线都是十几亿美元。那么它还是资本密集型,但是和研发比起来,还是没有研发资本密集。到最后总是组装成不管是手机还是计算机,在组装的过程中,它属于劳动密集型。它都属于信息产业的产品。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产品扩张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的含义是什么?
 
 
    I这条虚线上面,I代表一个产业,里面我画了三种产品,我都用产值把它转化,所以它变成了I1I2I3,它们的产值是一样的,产业的是各种产品等产值线的包络线,所以一个产业每点上的产值是相等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只有两种投入要素的经济当中,一个经济到底要生产一个产业当中的哪种产品?而且用什么技术来生产这种产品?同样是决定于它的等成本线,同样是决定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它的劳动力比较多,比较便宜,那么它在这种产业当中,就应该生产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生产,反过来,如果它的资本比较多,那么它就应该选择生产资本投入比较多的的产品,用资本密集的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再延伸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当中有三个产业,I产业、J产业和K产业,每个产业都是等产值的,在这个经济当中,
 
一个企业应该进入到什么产业?生产什么产品?采用什么技术?同样是决定于它的等成本线,同样是决定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如果这个经济它的要素禀赋是资本非常密集,劳动非常短缺的,就应该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行生产。反过来,你就要进入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行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要素禀赋决定了你这个经济中哪些产业、哪些企业可以有自生能力,那么只有企业有自生能力,才不需要靠国家保护补贴来生产、来建立,只有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让企业有自生能力来建立一个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才是最优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这里,我想用自生能力和另外一个经济学当中的词“比较优势”互用,我个人经常互用的,因为在一个开放经济当中,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其实是共同决定于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我前面所讲的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指一个企业它所进入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是不是符合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特性。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它是符合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产业才会有竞争力,才会有比较优势。所以它是共同被同一个因素决定,只不过它所表现出来的侧面是不同的。自生能力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观察的,比较优势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的。当然我认为自生能力的概念能比比较优势概念使用的更广,因为我们知道,比较优势只有在开放的经济当中,才有这个概念,而即使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当中,也存在自生能力的概念。拿一个比喻来说,假如说有一天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然后这两个国家没有贸易,这两个国家都要吃粮食,不然就活不下去,美国呢,劳动力相对少,资本相对比较多,它生产粮食必然用机械化的方式,而中国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必然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即使这两个国家没有贸易,它的技术产业的选择,仍然是要反映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因此,自生能力所应用的范围,不仅是开放的经济,而且是封闭的经济。
张培刚老师讲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最后一点是我们要研究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前面谈,那么多国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追求它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但除了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以及我们改革以后所取得的成绩比较高之外,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而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是由于他们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中间变量,不是我所讲的最根本的、可变的一个变量。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当然是可变动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否是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最基本的变量?我前面提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你的要素结构禀赋不改变,就去追求产业结构的提升,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扭曲。而我们所知道的,很不幸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国家追求工业化这样一个张培老认为的必然的进程,但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如果把目标选错了,很可能呢,努力很多,付出代价很大,取得的效果不如人意。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发展战略,从40年代开始的,大部分的发展战略都是叫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这个国家的资本比较密集的重工业,不管是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都是想在一个资金资本相对短缺的环境下,去发展一个资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从前面的概念的来看,在一个资金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要去发展一个资本相对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要造成
在一个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从这个图上来看,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C线,它应该在IJ产业,但是它要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去发展K产业上的K1产品,像发达国家的产业,那么可以看到,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那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的补贴,它是要亏损的。当它会亏损的时候,它就没有自生能力了,那么你让它发展某种产业,它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政策性负担。那么就必须国家给予政策性支持,这些的企业才能建立,才能存在。那么国家作为政策性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最直接的就是给予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尤其直接补贴,我们学经济学知道,这是最好的,如果它不能赚钱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直接给它钱就好了,这样就不需要任何扭曲,可能这是一种最优的干预。如果说你要干预的这些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非常小的话,那么似乎是可行的,那么比如说现在的发达国家对它们没有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的农业的保护补贴。或许它对它已经被淘汰的产业比如说英国的煤矿产业的保护,基本上都是用财政直接补贴和转移支付来解决。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是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可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中,想去发展重工业的话,那它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要非常得大。而如果是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非常大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向少数人或很小部门去收税来补贴一个非常大的部门。这种状况下,通常这些国家的扭曲会采用贸易壁垒,给它这个产业在国内有垄断,使它的产品在国内可以索取很高的价格。有个很高的垄断利润来补贴它没有自生能力这个问题。或是更进一步,去压低利率、压低汇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然后使它在投资、经营上有很低的成本来解决它没有保护补贴的这种问题。如果你对利率、汇率和其他要素价格进行了扭曲了以后,必然在市场上只要价格被压低,不管它是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一定供不应求。怎样来保证这些供不应求的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用来发展你要优先发展的那些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呢?那就必须有国家计划,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来配置,那么这种状况下,也要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进行很多的干预。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所看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干预的源泉其实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国家的这种发展战略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造成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结果。当然最标准的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常讲的“三位一体”,国家主张重工业优先发展,但实际上,我们的资本禀赋非常得少,资本非常稀缺,非常昂贵,在这种状况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就形成了一套各种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形成了我们资源的计划配置,国家也会剥夺企业在投资上、经营上的很多自主权。像印度、拉美国家,虽然程度上没有想我们这么严重,像拉美国家、印度它们压低了利率的价格,去扶持它们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在这种状况下,一个企业要投资,它必须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批准,然后才能从银行借到钱。这样的扭曲的结果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很多造成这个经济没有效率的现象,如寻租行为。如果一个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是靠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那么企业的获利就来自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给定保护补贴,我好好经营,另一种是跟国家说你给我的补贴不够,给我更多的保护补贴。对企业而言,当然第二种会更容易点。因此,很多企业就会花钱去跟国家要更多保护补贴,或去花钱拿到哪些被扭曲的经济资源。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寻租。还有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因为能够投资到这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钱是要很多的,只有两种人可能投资,一种是现在已经很有钱的人,另一种就是和政府关系很好的人,可以从财政、银行拿到钱的人。当然他们投资以后,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又活不了,因此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跟政府要很多保护补贴来寻租。这就形成了很多人批评的发展中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而且在这种经济当中,也会有科尔奈所讲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因为这个企业是没办法按照正常经营来获取利润的,它是靠保护补贴来获利的。但是它有积极性来跟你讲,任何亏损都是因为你叫我从事这个行业所造成的,所以要更多的保护补贴。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非常没有效率。
我认为我们要提出一个张培刚先生所讲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我们就要选准一个我所讲的最根本的、可变的变量,我想这个最根本的变量最好的选择是要素禀赋结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是给定的,它同时决定该时点的总预算,它还决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而且它又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是可变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收入水平等等。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是作为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话,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会导致技术/产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国家的政策应该是创造一个环境,让这个国家能够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特性来决定它的产品、产业、技术,来发挥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使这个国家最快速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也是使这个国家唯一可能地赶上发达国家。
既然要素禀赋这么重要,那么怎样提升要素禀赋呢?所谓要素禀赋的提升,我们是以发达国家作为目标,作为参考系的。发达国家它必然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自然资源我们暂且不考虑,因为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低,加入这个要素不影响我的结论,只是说明上复杂一点。我这里讲,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怎样增加国家当中每个劳动力可以用的资本,缩小发达国家人均劳动力可用资本的差距。那么经济当中怎样增加国家当中每个劳动力可以用的资本,那么就取决于这个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积累一方面决定于这个经济中剩余的多少,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剩余的多少,又是决定于微观上一个企业它的生产是否同时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如果个人的生产活动,能同时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时,那么它同时是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为国家创造财富。有些生产活动,对个人来说是创造财富的,但对社会不是创造财富的,它只是财富的再分配,一个标准就是寻租行为。因此,如果说,我们想增加经济中的剩余,当然希望每个人的私人性生产活动同时是社会性生产活动。第二个是每个人的私人性生产活动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有很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很多的利润,当然就可创造很多的剩余。有了剩余之外,还取决于它的积累的意愿,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如果一个经济能够创造一个环境,让这个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产品、产业还是技术,都充分反映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话,就能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会有最大的意愿去储蓄。原因是如果是按照比较优势,所有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它不需要保护补贴,因此也就没有寻租的空间,如果没有寻租的空间,私人性的生产活动就能和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就能得到统一。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传统的赶超战略相比,它必然是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就能使私人性生产活动和社会性生产活动统一,就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当然就能产生最大的剩余。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可以证明,它跟其他的发展战略相比,它的资本的回报率最高,其实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它的资本回报率才会最高。这可以用数学来证明。那么剩余越多,回报率越高,当然积累的意愿也会越高。资本的积累越快,要素禀赋的提升也会越快。只要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这个经济当中,就可以靠市场的竞争自然就会有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拉力和推力。我们可以假定在时间点t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按照要素禀赋特性来选择产品、产业、技术的,它是完全符合比较优势的。到了t1期,要素禀赋结构就提升了,t期的产品、产业、技术就不再符合t1期的比较优势了,一个企业如果企业家比较聪明,他发现按照原来的技术生产原来的产品,现在就是成本比较高的,他就发现有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空间,他可能就会率先进行产品、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如果其他企业不作同样的升级的话,他就把这块市场都占领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对产业结构的提升是有一个拉力,同时有一个推力。因为我们讲的是竞争性市场,如果有一个企业,他率先响应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然后来做产品、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其他的企业要是不做同样的提升的话,他就会被淘汰掉。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企业愿意被淘汰掉,所以他也只有赶紧跟着做产品、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因此,比较优势战略能形成成本结构的变化和节约成本的动机的拉力和竞争和技术变迁的压力的推力。
听起来美好的机制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企业关心的不是要素禀赋结构。企业关心的是只是产品跟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都能按照每个时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特性来选择它的产品、产业、技术的话,一个前提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反映这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它在资本很稀缺的时候资本的价格非常高,劳动力非常多的时候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便宜。而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它还必须非常灵活地通过相对价格反映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只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这样的一个经济,必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
那么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中有什么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并不是充分竞争的,在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中,就有很多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现象有很精彩深刻的描述。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通常很不健全,政府要让企业按照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产品、产业、技术的话,政府就有责任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使其成为充分竞争的,有秩序的市场体系,这当然是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讲的,亚当·斯密讲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多。原因是相对来讲,发达国家的市场是更竞争的,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它的长期的平均的增长速度就是每年2%。而我们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体制比较不完善,另一方面,按照我所讲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一年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9%,10%。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三到四倍,也就是说,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快得多。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产业、技术的提升以及相应的配套的各种金融、法律各种制度的需求和完善,这种急迫性就会比发达国家能给的时间短的多。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可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做的更多一点。它可以制定产业政策,可以诱导这个国家很多制度的变化,为什么是这样呢?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我们知道产品、产业、技术结构要提升,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它下一步的产业是什么,下一步的产品是什么,下一步的技术是什么,其实是一个未知数,是uncertainty。既然是不可知的,政府当然不应该干预。可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其实都是涉及到已经存在的产品、产业和技术当中。比如从农业到轻工业,轻工业是发达国家过去就发展了的产业,然后慢慢提升到资本相对比较密集的加工业,然后再是装配业等等。在这种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当中,当然我们要知道哪些是真正符合我们要素禀赋结构的,而这个方面,虽然有很多产业、技术结构在那里,但有些合适有些不合适,我们就必须有信息。当然没有国家的干预,每个企业就要自己收集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信息具有公共品的特性,收集、整理的成本很高,但是让多一家企业知道的成本等于0,如果政府不提供的话,各个企业就要自己提供,重复劳动,因此,可以由国家出钱,来收集各种产品、产业、技术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哪些产品、产业、技术符合我们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必须知道这个产品的市场有多大,还要知道其他国家在做什么,会不会它符合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但是大家都在做,使得最后形成过度投资,这些信息可以由国家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来提供。原因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是小多了,发达国家不能做的事情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不能做。而且,除了提供这个信息,还有很多协调的问题,因为产品产业技术的升级不止是买一部机器,还有很多关联产业,还有很多配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在发展早期,可能民间金融就够了,但是随着我们的发展,民间金融就必须过渡到制度金融,正规金融,就应该有小银行、大银行,随着资金需求规模扩大,风险扩大,就应该有股票市场,但是银行体系、股票市场、金融体系的建立要是没有国家的参与,它要经历很多失败才能把那个规则建立起来。最后,即使有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有政府在制度投资上的协调,但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步的投资是一定成功的,如果成功的话,当然很好,但是失败的话,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信息,因为要是失败的话,就是告诉大家往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可能是太冒进,可能是太保守,可能是要走的方向市场太小。那么其他人就可以不跟着,所以第一个人吃了螃蟹,第二个人获得了利益,成功的话他不能垄断利润,但是失败的话他一个人承担损失,这里就存在不对称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信息是由外部性的,而政府对有外部性的是可以财政上或是税收上给予补贴。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扮演的角色比发达国家的政府的多了很多,才能够真正在经济发展当中,让企业有可能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品、产业和技术以及按照新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产品、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什么叫按照比较优势的政府的干预,什么叫做不按照比较优势的政府的赶超?一个是德国,1870年时的俾斯麦,“铁血宰相”,使德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欧洲的农业化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铁血政策”成为二次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思想的一个来源,但是,我要提到的是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推行的铁血政策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他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二战后推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有很大差异,德国在1820年和1870年他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最发达国家英国的60%,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只不过他原来是一个比较分散的农业经济,但他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高,要进入到重工业的话,一次性的资本投入比较大,当时没有一个合适的金融机构,那么就可以通过政府的协调实现,他进入的钢铁产业和机械制造业,这两个产业是工业革命最先开始的产业,到1870年已经有100多年,也不是最先进的产业,也就是说,德国当时推行的战略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他只是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机构,而政府起了这个作用,这就是我讲的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情形,但是在二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同样的政策却失败了,原因在于,比如说在55年时中国、印度其人均收入只有当时最发达国家美国的5%-6%,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相差太远,甚至是1870年的德国。所以在德国它是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我们基本上就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因此我们需要很多扭曲才能把他建立起来,这表现为德国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后,他们就不再需要保护补贴,但是像中国、印度的汽车、钢铁产业等等,国家花很大力量把它建立起来,但一旦把保护补贴拿掉,它马上垮,这就是一个有自生能力,一个没自生能力需要保护持续下去的情形。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和中国和印度汽车产业的失败以及韩国汽车产业的局部成功。日本是在1960年代中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和印度同样在50年代推行汽车产业优先发展,但都失败,韩国是在70年代中推行汽车产业优先发展,三家企业倒闭两家,现在一家企业现在不错,可以说韩国居于中间,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可以通过他们人均收入水平所反映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出来,日本在60年推行汽车优先发展战略时,他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40,而中国和印度提出该战略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差距很大。日本提出发展汽车产业时,实际上他在60年代钢铁产业和装配业已经发展非常好的基础上来发展的,而且他刚进入时还是以引进为主,而且引进的车型是一个老的成熟的车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进入汽车产业实际上就是快一步,反映了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他进入汽车产业是完全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我怎么来证明呢?通产省在1965年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的时候,开始只是想保护两家,一家是日产,一家是丰田,因为当时美国只有四家,而汽车工业是存在规模经济的,所以他们认为两家够了。但是有十多家,包括三菱、马自达、本田等在摩托车、造船业、重工业的企业都想进入,当时日本政府是反对他们进入的,但他们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意愿勉强进入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补贴,但是这十多家企业后来在市场上都非常成功,既然没有保护补贴还能成功,就表明它们具有自生能力,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而中国和印度失败则是因为违背比较优势,例如50年代我们进入汽车产业时,武汉的东风完全没有装配业的基础,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自己造,而当时日本的汽车跟装配业一样,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造,很多东西可以外包,我们的情况跟日本当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失败了。而韩国局部成功则是因为它1975年的人均收入就是日本的30%,美国的20%,比我们50年代的条件好一点,比日本在60年代的条件差一点,所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一个局部成功。我认为这样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那么可以帮助协调,可以克服外部性,确实是有帮助的,如果你的目标一样,条件不一样,那么结果就会很差,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花费的保护补贴就非常多。
那么我讲比较优势,大家通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发达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也按照比较优势,那么我们开始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是不是会永远落后啊?是自甘落后啊?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的“欲速则不达”,一步一步走可能是最快速的方式,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要看要素禀赋提升的速度。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升级是有后发优势的,因为大部分的产品和技术是可以引进的,而引进必然导致它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技术变迁的速度,一个是进入到附加值愈来愈高的产业的速度,一个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果从生产函数来看,可以看出这三点。但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新技术都要自己发明,投入很大,风险很高,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发达国家尽管每年有很多专利,但相对于它的技术存量来看,它的技术变迁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成本非常低,风险非常小,可以大面积地引进,所以我们的技术变迁的速度可以非常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有不断出现新技术,才会不断出现有高附加值的产业,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它不断出现高附加值的产业的速度也是非常慢,而我们由于可以不断引进技术,在结构调整当中,把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的这种速度可以是非常快的。第三点,在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速度慢,就会遇到资本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的情形。所以它的资本的回报率是低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在资本积累当中,不会遇到资本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的这个瓶颈,所以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因此,从这三个造成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来看,它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像发展中国家,像日本,像亚洲四小龙,像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以8%,9%,10%这样的速度,维持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快速增长。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就非常快,因此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小。那么随着差距缩小,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收入水平当然就会越来越接近。当然随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你能引进的就越来越少。那么你当然要转向自主创新,当你转向自主创新的时候,你的资本也够了。实际上,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都是由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
提出这个理论,经常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国际资本流动,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不是就是过时了?其实资本流动当然必须鼓励,就像张培刚先生的书里面也提到,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是稀缺的,是我们的一个瓶颈,有国外的资本进来,当然要鼓励。可是国外的资本的流入量不会大到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人均资本量等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来看,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去发展中国家投资?我想无非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作为出口基地,因此,其投资的产业在东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另一个是为了使其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其投资的产业会比当地的产业的资本密度高,但是,会多利用当地有优势的资源,因此,资本密度会低于发达国家自身的资本密度。我们拿一个具体例子来讲,比如汽车,有两个厂,一个是日本的本田雅阁,设在广州本田,另一个就是武汉的神龙富康,我了解到,神龙富康刚引进的时候是和法国完全一样的生产线,全自动化的,工厂里看不见几个工人。一条生产线投资100多个亿。本田雅阁呢,从车型上讲,是比富康更先进的,但是它到了广州本田投资的时候,那条生产线只有20几亿,大量的机械人变成了我们的工人,结果我们知道,雅阁很赚钱,富康有一段时间经营困难。在日本,雅阁是全部用机械人,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很贵,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还用机械人的话,就没有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成本就相对高。所以合理的方式是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降低资本的使用量。从这两点来看,你不可能让资本流动到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一样多。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信用、市场条件不如发达国家,我国资本进来的话还有投资风险,经营成本会比较高。那么会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流动使你的人均资本,要素禀赋结构一样。
我认为可以用自生能力、发展战略这样的概念解决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我简单说明一下。比如说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速度。现在有很多经验文献,投资越高,不见得是经济增长越快,这个道理在于,投资是资本积累,如果投资的资本是用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话,当然,投资越多,经济发展的越快。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投资都是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在投资时有一段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到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没自生能力,到最后不能赢利,不能持续下去,它就垮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投资和经济增长从经验上看不出一个正向的关系?那么就在于它的产业技术的选择的问题。如果克服了这点,那么投资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
再看开放度和开放的结果。在我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那么它的开放度是内生决定于比较优势的。有比较优势的就该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就该多生产出口。这样的经济应该表现出外向性。可是,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该进口的产品自己想生产不进口,那么在资本资源比较有限的状况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不到资本,所以它没有办法出口,所以该经济会表现出内向性。但并不是开放得越多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开放的结果。许多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都遭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在华盛顿共识下面去进行改革,一下子把它们的经济都开放了。发现开放以后呢,遭受到很多灾难。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过去不开放是一个内生的选择,因为你很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你没有解决它们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一下子就开放的话,那么它们当然就垮了,出现很多危机。反过来,如果我这个经济一直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那么开放后就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还有像金融深化。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是因为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我们实际上是看到只要你实行赶超的话,有很多干预,麦金农提出要金融自由化,结果造成很多金融危机。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金融干预实际上是一种内生的选择,是一种次优。有那么多需要廉价的资金扶持的企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把问题解决就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话,当然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宏观稳定。同样的道理,按照比较优势,你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有竞争力的。能够不断创造利润的,不断创造积累的,投资能够持续下去的,宏观就是稳定的。反过来,如果赶超的话,它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造成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保护补贴才能存在,国内能动员的资金越来越少,就跟国外借钱,开始可以借到钱的时候,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等国外发现你效率太低,不借钱的时候,就开始垮掉,宏观就不稳定。
还有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收入分配也都可以讲。我最后再讲一点,休克疗法。从理论上讲,休克疗法逻辑体系非常严密,价格完全放开,完全自由化,政府是一个最小的政府。但是推行休克疗法结果很差,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扭曲本来是内生的,是因为你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你的企业在开放经济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这种状况下,渐进改革比较好。因为渐进改革是国家保持对经济控制,对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点的保护补贴,让它不垮掉,然后把经济放开,让那些自生能力的企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所以既能维持稳定,又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不好的理论,但是你要是了解到它的出发点的时候,这可能是更有效的。
最后让我简单讲几句: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农业国的工业化的过程当中,目标当然是提高收入水平,让我们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赶上发达国家,从我前面的分析来看,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只是中间变量,本身还是一个内生于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量,要素禀赋结构在该时点是固定的,它同时决定了该经济的总预算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所以这是一个可变的、而且是最基本的最关键的变量。那么它从常理来讲,是动态的、是可以提升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创造一个环境,使我们的企业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特性来选择产品、产业、技术。这个经济就能快速稳定地发展。所以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应该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为直接目标。而我们的发展理论也应该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出发点,来进行我们理论的探索。
在主持人徐长生教授的提议下,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就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对话。
 
郭熙保教授:
首先感谢林教授今天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他谈的一个可变要素,也就是比较优势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昨天也作了一个报告,后发优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优势,一种是比较优势,一种是后发优势,我认为这种后发优势对于一个落后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它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要想发展的速度更快,就要充分地利用这种后发优势,那么后发优势呢,我是根据发展的要素来进行归纳和划分的,我把后发优势归纳为五类,就是资本的后发优势、人力的后发优势、技术的后发优势、制度的后发优势和结构的后发优势。在五个后发优势中,有一个后发优势是和林教授的比较优势是重合的,就是人力的后发优势。为什么呢?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产生的优势叫做后发优势,落后就带来了工资水平比较低,因而劳动力成本低,在国家贸易中就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尽管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是重合的,我也赞同林教授说的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但我认为比较优势还不足以概括所有的发展的要素。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充分发挥五个方面的结果,也就是五个方面的车轮同时启动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
实际上这两个是非常统一的,因为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起来后,就会要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后就要求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社会制度升级,那么你在升级当中,你可以参考很多发达国家经验,这就是后发优势。技术可以引进,法律制度、人才培养可以参考借鉴,这也就是郭老师所讲的后发优势,我所强调的是必须以比较优势为基点,因为可以引进的技术、产业、法律制度那么多,你到底引进什么?参考点是什么?我们来讲讲看,五十年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都是引进的吗?当时不都是认为是后发优势吗?而且,后发优势这个词,最早是用来研究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的,德国1870年时引进英国的重工业的时候,它认为可以引进当时的技术,这是有后发优势。但是后面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引进重工业,就是后发优势。现在也可能说,只要是引进外国的高精尖的技术,就是后发优势。在我看来,这就错了,只有引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才能有自生能力,才不需要保护补贴,因此我觉得比较优势可以包容后发优势,但是要是抛开了比较优势来谈后发优势,容易造成赶超,不仅是技术上的赶超,还包括制度上的赶超。90年代的这么多的金融危机,很多就是在金融制度上的赶超。我有一个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发达国家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这样一个金融结构,是因为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是适应这样一个高风险,高资本投入的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知道这点,以为只要是发达国家用的,就是好的。因此过早地金融自由化,结果造成了很多金融危机。
我认为我们这两点(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不矛盾,我这一点很容易包括你那一点,而你那一点很不容易做好,很可能就违背了我这一点。
 
郭熙保教授:
最后我回应一句,林教授认为比较优势可以包涵后发优势,我认为恰好相反,后发优势可以包涵比较优势。


[1]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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