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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发展经济学论坛

 区域经济:启动与发展


来源:   发布时间:2009-01-18 09:35:19

来之前,我原以为是小范围的讨论,所以没做PPT,在发言之前我想做一点评论和一点说明,一点评论是关于林毅夫教授的上午的报告,我个人觉得可能林教授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从经济学角度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一个微观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大家可以看,战后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无论哪个流派,哪种思想的发展,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微观基础问题,一个经验研究问题,一个理论出来之后,到了一定阶段它缺乏微观基础的解释,所谓微观基础的解释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人的选择行为的解释,如果它缺乏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在大的逻辑链上缺了一块,那么这个理论很容易下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607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MICROFUDATION OF MACROECONOMICS这个理论的出来,包括理性预期、ROMER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都是跟微观基础有关,如果一个理论的微观基础缺乏,那么的生命力、解释力就会受到影响,我想发展经济学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总量的结构的讨论前些天,但是缺乏微观基础,你的生命力、解释力都会受到影响。另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经验研究,就是说你有了微观基础,逻辑上可以很好的解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解释能力的向外扩展,那个这个取决于经验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跟计量有关经验的研究。所以,个人觉得尽管林教授的分析框架我们比较早就在接触了,记得毅夫教授跟蔡昉几位的书出来之后,94年我们在上海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个框架是越来越完善,当然还有很多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这是我的一点评论。
第二,我想做一点说明,尽管我讲的是区域经济问题,但是我也要很要坦诚的来讲,这个区域经济主是要基于浙江的经验来讲。坦率讲除了浙江的区域经济,其它地方的区域经济我还怎么认真研究过,上个月我到山西去了,所以我们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重点基地和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以给我们的任务研究中部崛起,那么我们就先启动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山西的项目,一个是河南的项目,目前只是做了些调研,至于区域的研究,我的经验实际上局限于浙江。那么我们浙江大学在浙江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刚才讲了,78年中国的GDP3600亿,去年是18万亿,增加了50倍,那么浙江是从127亿到1.3万亿,增加了100倍,所以它本身发展当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包括国内的学者、国外的学者是越来越多研究浙江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领得是张培刚先生的奖,张培刚先生最早做经济研究,就是在浙江。他做的就是浙江粮食的购销和运输的问题,而且浙江大学也有学生,浙江大学当时的农业经济系的学生,给他做助手。这是我的两点说明。
那么,我报告这个问题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报告:
第一点,怎么来分析搭建区域经济研究的框架。那么我们分析区域经济的框架,我个人的一个视角,或者说我们从温州模式、台州现象的研究,或者是杭州发展道路的研究,这些我们都研究完了,已经出书或正在出书,从这些研究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视角,就像毅夫所讲的一个基本的可变的东西,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从看区域经济的变化的过程。那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我们是这么考虑的,把它折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发展有关,一部分是与跟制度有关的。那么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库兹列兹教授,哈佛的教授、也是张培刚先生的老师,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就两个问题,一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和经济领域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样一个角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资源主要是在初级产业部门,人和自然资源直接打交道来提供产品和劳务的这些部门,农业、采掘业、种植等,那么等到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它就会向制造业、工业不断的转移,进一步发展起来,到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就会向服务业转移,实际上配第克拉克定理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间流动和优化配置,就是我们讲的广义上的工业化过程。第二个视角,就是资源在空间上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比较落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资源在初级产业部门,它是分布在广大的农村的这些地区的,当一个地方、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资源就会向相对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不断地集聚,这些具有区位优势的一开始可能是小城镇,然后是中小城市,然后是大城市,然后是中心城市,像武汉就是长江中上游的一个中心城市,资源在空间上的不断积聚和流动和优化配置,就是广义上讲的城市化过程。所以从资源配置角度,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它就是资源在产业间、空间不断的流动,要素重组,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为什么有的区域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展非常顺利,以致它的经济发展非常顺利,比如说浙江,那么同样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它是与两个问题有关的,即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方式有关系。这个也就是所谓制度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谁来配置资源,计划经济条件下,老白姓没有权力配置资源,是官员在配置资源,国有企业在配置资源,在城市是国有、集体企业,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者说改革开放以后,谁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大家知道是民营企业、老白姓,这样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民营化的过程。当然在英文里面,民营化与私营化是一个词,不过民营化保险系数高一点,不会犯错误。比如浙江省1.3万亿的GDP2005年),70%多一点,1万亿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浙江有位老省长(在“六四”后被撤职),他讲了一句话很好,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老白姓的经济,老白姓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所以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是不种制度的变化,这就是一个民营化的过程。第二个,同样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就是什么方法、方式来配置资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指令性的计划为主来配置资源,改革开放以后,十四大就已经确定下来,是市场成为一种基础性的配置方式,所以资源配置从计划到市场就是我们讲的狭义的市场化的过程。简单的来说,我们对浙江温州、台州、义乌等区域的研究,我们构建的研究区域经济的框架就是这么一个“四化”,从资源配置一个大的视角切入,发展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制度方面是民营化和市场化,“四化”的互动我们认为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或者说浙江的区域经济一个基本的道路。
第二,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怎么启动的?这个问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坦率地讲,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研究好。前面讲的“四化”的分析框架我们98年做温州模式研究到2001年完成,到著作的出版,可以说在本世纪初我们就认为是这么一个框架,当然也有同志说现在“四化”不够了,要加“信息化”、“国际化”等,但是最基本的是这个。问题在于,有的区域四化互动的一个过程它启动了,而且进展的很顺利,而有的地方它没有启动或者说是想启动但不顺利。怎么启动,启动后怎么扩展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怎么启动,我跟林教授的看法非常一致,禀赋非常重要,主要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浙江是大陆(除海南岛)国土面积最小的省份,只有1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非常大,现在4900万人,工业化在浙江是两个地方分别启动的,一个是在浙南,温州、台州,一个是浙北,嘉兴、湖州这一带,靠近上海。在自然资源方面,人跟土地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浙南,人地关系很紧张,不像平原有整块的土地,在浙江北部是平原,土地好一点,但人均占地在浙江都是很紧张的,浙北人均占地少而农业又一直很发达,因此制度的改变、哪怕是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边际收益增加这个已经是很小。1975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民说你们知识青年是来农村白吃我们粮食的,当时我们想也想不能,我们也有一双手,也在战天斗地,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现在想想很清楚了,为什么,增加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边际产品并没有增加,是去分他们粮食吃的。而在浙南,它的土地的品质决定了你哪怕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边际产量会增加,但很快就到顶了。1978年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后,农业生产的产量是提高了,但是我讲的这些自然禀赋的问题,浙江的农村土地边际收益迅速递减,怎么办呢,老白姓想过好日子,过了好日子更过更好的日子,温饱了之后要小康,那么劳动力肯定要转移出去,不能再在土地上,那么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作用体现出来了,联产承包实际上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演变过程中,从劳役地租向货币、实物地租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劳役地租啊,联产承包最大的好处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我劳动力就自由了,因此在收益递减情况下,劳动力就可以转移出去。那么中国还有很多地方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劳动力为什么没有转移出去呢或者没有像浙江这样大规模转移?那么这就与劳动力这种资源的品质有关系,浙江经商传统是比较深厚的,像永嘉学派很功利的,你比方说亚洲最大的扭扣市场,永嘉桥头扭扣市场,它是怎么起来的,永嘉人在全国弹棉花,其中一个在苏州弹棉花的捡到从垃圾简扔出来的废品彩色扭扣,他觉得这个好,一开始卖这种废品扭扣,后来采购这种扭扣,再后自己来生产这种扭扣,变成亚洲最大的扭扣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年的成交额250亿,义乌是全国唯一有具有签证权的县级市,市区常驻外国人品7000,它怎么起来的,义乌有个传统习惯“鸡毛换糖”。中国最大的小五金,五金之都金华的永康县,永康人在全国各地是补锅的,后来发展成为小五金,保暖杯基本上都是永康出来的,还有其它什么老虎钳之类。所以这种区域传统文化,还好计划经济只搞了三十年,这种文化还没有消失。像俄罗斯70年地分给他,他都不会种了。我们地还会种,这些地方性的知识还保留着,因此劳动力可以迅速地从农业转向非农,尤其是最初是转向商业的流通领域。所以像这样一种人力资源,像浙江没什么高校,除了浙大好像其它都没有听说过,为什么说浙江有人力资源优势,从事这种商业流通、前厂后店,从事这种行业浙江的人力资源是全国最好的,至少20几年前。所以不能看是不是大学毕业,我们浙大的博士做生意也做不过永嘉山坳里出来的小推贩。一个例子,就是吉利汽车老总,他根本不懂汽车生产,也没有多少钱,问银行贷款几个亿,他居然敢生产汽车,当年人家说他是疯子,但他这个人力资源并不体现在他懂汽车,他跟我们谈说国家、官员都说汽车是一个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行业,进入壁垒很高,但是他看到中国的汽车行业壁垒不在规模经济,而在行政壁垒,是政府管制,所以你看看中国的汽车厂是全世界最多,每个厂的平均产量是全世界最低的,这说明这个这么个特殊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使得汽车行业因为行政的管制壁垒很高,而地方政府又可以攻关进去,所以规模经济壁垒反而是很低的,所以他很聪明,居然看到各种壁垒,经济性壁垒与管理性壁垒之间的TRADE-OFF,哈佛学派最开始研究的是经济性壁垒,芝加哥学派斯帝格勒研究的是管制性壁垒,后来的学者认为二者是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业有两个壁垒,这个行业的进入壁垒会更高,而李书福居然看到这两种壁垒有种此长彼消的关系。这个人力资源很厉害,我们已经写成文章了在去年的《管理世界》上发表了,我们曾经在台州做个15个月的调查。
那么这种资源禀赋下,启动了怎么扩展开来?从浙江角度,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是专业市场,二是专业化产业区。专业市场是跟流通有关的,专业化产业区是跟制造业、生产有关的。浙江最初是从流通领域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是在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有大量的小企业起来之后,专业市场现在浙江是纯粹的最终产品的市场,曾经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专业市场起到了中间产品市场的作用,也就生产资料。那么交易成本或广义的制度成本可以解释浙江前10几专业市场很发达,后十几年企业做大专业化产业区会出现。最早私人办企业是非常困难的,私营企业最早的土地审批是不能超过10亩,雇工不能超8个,银行贷不到款,是靠民间融资来解决,所以企业在做的过程中,每一个工序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小的工厂、家庭工厂。不是说没有这种激励要把市场变成科层,也就是COASE讲的企业替代市场,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没有方法采取科层企业的方法把这么多的工序集中到一起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工厂,制度成本很高,对私营企业的种种限制、劳动力也不怎么流动。到90年代,十四大,邓小平南巡后,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就松了很多,很多东西解禁,使得在浙江有大量的企业成长起来,上百亿的企业在浙江非常之多,为什么,因为企业替代市场的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发生了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张更加容易,企业迅速积聚。浙江专业市场的中间品市场的功能基本上没有了,流通领域和中小企业的互动,专业市场与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变的过程,是浙江经济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不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的地方政府的目标也发生变化,再加上分税制,那么地方政府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拿到更多的税收,类似于联邦制的分税制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会扶持民营经济,会对民营经济寄予厚望,有的地方政府却不这么做,我想跟地方政府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家主导的战略中得到的好处是有关系的。浙江在1949-1979这三十年当中,中央的投资分到浙江省的还不到5%,因为浙江是沿海前线,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产好粮抓好鱼站好岗放好哨,这使得浙江地方政府意识到我要增加税收,地方经济的发展指望中央是没希望的,从来也没得到好处过,也不知怎么样去得好处,对跑步前进兴趣不太本事也不大,只有靠地方,而且浙江的政府官员知道浙江经商、制造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割了30年都割不掉,既然要发展经济了,就让这些尾巴不断的长出来了。第二个,地方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时缺少有效的办法,不敢来扶持。浙江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浙江地方政府能比较好的化解发展私营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尤其是92年之前,政府与企业一起,明明是私营的,挂顶帽子股份合作制,或类似联社、联合企业,给企业“戴红帽子”,鼓励了企业创业。第二重要的做法是实行包税制,核定一年应交多少,增强企业积累与发展能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转化的关键时期,90年代中期,当进入到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么一个过程,开始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需要城市化来提升工业化的水平,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胆子比较大,大面积实行土地换资本的政策,政府要做扩大城市规模但是没有钱,企业要扩大规模但是没有地,土地换资本是双赢,当然换到现在是出了问题了,但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目前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主要是产业组织的升级,从改革角度来说,面临企业与政府改革两个方面的,以及浙江商帮文化,凡是带有地域商帮,其交易方式以带有地缘、亲缘和血缘为的痕迹,有一定的封闭性,浙江工业为什么升级非常缓慢,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帮,靠地缘血缘亲缘来维系的这种交易方式,对温州人来说我脱离了这个行业就脱离了我赖以生存的交易网络,一旦脱离这个网络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之大,不轻易转移出去,后来的人也挤进去。这种交易方式在历史是起了促进作用,现在是有问题的,现在不敢到温州去投资,就是这个不可触摸的网,看不到,但是你进去会体会到,你觉得被排除在外。浙江的改革发展还有其它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展开讲。谢谢大家。


[1]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者,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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