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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发展经济学论坛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十大谬论


来源:向松祚   发布时间:2009-01-18 09:42:20

2002年算起,围绕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激烈辩论已达五年之久,其间谬论迭出,此伏彼起,令人心惊。有些谬论故老相传,教科书上也是那样写,虽屡经高手点破,依然挥之不去。有些谬论是新生事物,既无理论逻辑,更乏事实依据,但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聩耳。学者转相欺瞒,政客推波助澜,汇率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晦暗不明,真理弃之不顾,谬论登堂入室。
是系统总结、彻底点破这些谬论的时候了。大而言之,谬论有十:(1)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2)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国通货膨胀势头;(3)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4)人民币汇率浮动让中国拥有独立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让中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5)人民币汇率浮动提高中国经济的灵活性;(6)汇率不过是一个价格,与任何商品价格并无什么不同,理应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汇率水平;(7)存在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可以计算出均衡汇率水平;(8)汇率浮动、经常帐户、资本帐户完全开放、金融或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是最佳政策,是历史趋势;(9)中国蓄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制造了全球发展不平衡,中国坚持固定汇率,损害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增加了全球经济的风险;(10)汇率问题是一个纯经济问题,与国际经济制度和国家战略无关,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不一定是坏事。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谬论(严格说起来,谬论岂止十个!),基本原因有三:第一,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分析国际经济金融问题,要想获得正确结论,必须采取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好些学者论汇率问题,采纳的却是部分均衡办法,结果是谬论;第二,好些学者对货币的本质没有深刻认识,完全忽视国际经济金融运转的根本制度安排,观点似是而非在所难免;第三,政客们蓄意制造谬论。汇率问题本来复杂,制造谬论易如反掌,某些学者似懂非懂,跟着起哄,谬论遂如虎添翼,不可收拾。
本文着力评述前七个谬论。后面三大谬论,笔者曾有专文《美国政府究竟想干什么》,予以深入剖析,敬请读者参阅,此处不再赘述。

 
谬论一 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此谬论由三个相关论点构成:其一,中国贸易条件正在不断恶化,贸易条件恶化自然对中国不利,若不采取措施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趋势,中国将陷入所谓“贫困型或悲惨型增长”的泥潭。其二,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有如下途径:实施通货膨胀政策,让中国物价水平超过贸易伙伴国;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提高进口关税;劝说中国出口企业或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出口企业竞相降价、恶性竞争;不再鼓励出口,甚至征收出口税,迫使出口企业提价,等等。然而,提高进口关税违背WTO规则;征收出口税断不可行;干预企业竞争策略非明智之举;实施通涨政策代价太高。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让人民币汇率升值。其三,人民币汇率不升值,不仅恶化中国贸易条件,而且相当于中国政府变相补贴出口企业,让外国消费者白白享受低价的好处,亏辱莫大焉,必须扭转而后快。
此谬论之荒唐无稽,本来一目了然,却屡见经传,挥之不去,原因是好些经济学者故扮高深,却完全不顾简单事实和简单逻辑。
(一)贸易条件之学说,源远流长,但贸易条件能否用来衡量一国之贸易利益,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均持反对态度。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学说主要是古典经济学者穆勒的发明,本意的确是希望以此衡量一国从事国际贸易是否获利、获利多少、国际贸易之利益在国与国之间如何分配。维纳之经典名著《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有清楚阐释:“古典经济学刚刚兴起之时,商品贸易条件(Commodity Terms of Trade)就被认为是衡量贸易利益变动方向的指数。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意味着贸易条件改善,乃是相当古老的学说。历久以来,经济学者认识到:该学说之成立,需要许多重要限制条件。不幸的是,究竟是哪些限制条件,所谓商品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学者却几乎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1]
维纳所说的困难,今天仍在。
首先,贸易条件指标本身如何计算,诸如进口和出口商品种类如何选择、采用何种价格(是批发还是零售、是离岸价格还是到岸价格,等等)、每种商品权重多少、基年(the Base Year)如何确定,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同时间点之商品,质量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之产品,产品之间之替代性(Substitution)不强,同样给贸易条件指标之计算造成重大困难。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指数,所计算的贸易条件及其变化趋势,可能差异巨大甚至完全相反!
为解决这些难题,经济学者使出浑身解数,设计出许多贸易条件指标。主要有:
1)商品贸易条件(Commodity Terms of Trade):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2)单一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al Terms of Trade Index):即商品贸易条件乘以单位出口之生产成本变动指数。它反映每单位生产成本(以生产要素之数量计算,非货币指标也)所能赢得的外国进口商品(亦是以产品数量衡量)。(3)真实成本贸易条件指数(Real Cost Terms of Trade Index):即单一要素贸易条件乘以痛苦指数(负效用指数)。它反映每单位真实成本所能赢得的外国进口商品。(4)效用贸易条件指数(Utility Terms of Trade Index):即真实成本贸易条件指数乘以进出口商品之相对效应变动指数。它力图反映一国从国际贸易里所获得的效用变动(根据经济学者的老生常谈:效用自然是最佳的福利或利益衡量指标也)。(5)双重要素贸易指数(Double Factoral Terms of Trade):即商品贸易条件乘以两国生产成本变动指数。力图反映两国因国际贸易而出现的生产力变化。
仅此数端,读者应该明白贸易条件指标之计算,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事实上,读者朋友只要愿意,完全可以自己设计出新的贸易条件指标。原则上,通过选择不同的商品种类、价格指数,等等,你可以搞出无限多样的贸易条件指标。问题是:要判断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里是否获得利益、获得的利益是否发生变动,你要用哪个指标呢?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指标,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你又如何决定谁的指标更合理、更能够准确反映贸易利益呢?
所谓真实成本、效用之类的术语,也是古典经济学者发明的,目的也是要计算交易、交换、贸易的利益。如何计算真实成本和效用?经济学者至今没有答案,我也怀疑以后会有答案。本来,从原则上说,真实成本贸易条件、效用贸易条件是比较好的指标,可以准确衡量贸易利益,然而,二指标皆是空中楼阁,完全无法计算,也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
据说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和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利用某种贸易条件指标,得出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的结论。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个指标[2]
其次,就算是我们找到了某种大家一致公认的贸易条件指标,我们就能够单纯从贸易条件之变动出发,判断一国从国际贸易受益或受损吗?不能,完全不能。理由简单之极。无论  哪种贸易条件指标,本质上只是一个价格指标。一国与他国贸易,本质上是本国商人与他国商人做生意。价格下降与上升,乃是商人们的生意决策,取决于怎样可以赚更多钱。降价可能是夺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手段,能赚更多钱;可能是为竞争对手所迫,不降价反而亏损更大乃至破产。无论是单个商人,还是整个国家出口,此理不变。贸易条件恶化或出口商品相对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不一定意味着该国从国际贸易吃亏,更不意味着该国陷入了所谓“贫困性增长”。价格虽然下降,市场份额反而大幅上升,国际贸易之利益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此乃最近十多年中国出口迅猛增长之基本历史事实,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进步之重要力量,识者不可不察也。
单纯从贸易条件出发,来评判一国贸易之利益或一国贸易政策,本质错误是不懂最基本的价格理论。正如边际理论革命鼻祖之一的杰文斯批评穆勒:“穆勒将出口与进口交换比例之上升,看作是该国贸易利益改善之量度,真正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混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单位效用,忽视了消费者租值(即消费者盈余――作者注)之基本理念。”[3]后世大师学者之类似批评,不绝于耳。只举阿尔钦和艾伦《大学经济学》里的批评算了:“运用贸易条件指标,我们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过度重视该指标的某种计算结果。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主要依据某种贸易条件之变动和如何变动,来评估一国或某一组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其历史发展(通常是发达国家一组、欠发达国家是另一组)。对如此错误的大胆尝试,我们要千万小心!”[4]
(二)根据贸易条件学说演变出来的“贫困增长之说”,实乃无稽之谈,是今天学者们开玩笑所用的噱头,想不到,中国一些经济学者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贫困增长之说”来为人民币升值张目,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话说那贸易条件理论,早该从经济学里剔除出去,因为它完全无助于我们理解真实的国际贸易历程,更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各国经济进步的历史经验。然而,今天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贸易条件理论依然占据相当篇幅,此乃经济学发展之悲哀。
事情是这样的。穆勒发展推广贸易条件学说之后,尽管遭到学多学者的批评,但他试图衡量一国贸易利益或福利或好处,并据此设计贸易政策,却是伟大的学术宏愿,为后人所继承。埃奇沃斯、马歇尔、格雷厄姆、哈勃勒、米德、巴格瓦惕,等等,都围绕贸易条件大做文章。埃奇沃斯和马歇尔用几何曲线处理贸易条件学说,更进一步引入提供曲线、消费者盈余、生产者盈余、无差异曲线、合同曲线(所有这些玩意儿,最初之目的,皆是为了衡量贸易利益),等等,彻底改变(也是误导)了后世的经济学。米德竟然因为发展贸易条件理论赢得诺贝尔奖。“如果你提出如下问题:关税、单方面转移支付、生产力变化如何改变贸易条件(或某些其他变量),你就会发现,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的,米德正是第一人。”[5]
巴格瓦惕进一步推广贸易条件学说,1958年发表有名论文《贫困性增长:几何证明》,贫困性增长之怪论不胫而走[6]。画出相对供应曲线和相对需求曲线,假设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向右下移动相对供应曲线,再假设其他一切不变,今日学生可以很容易证明:贫穷国家的增长是自我毁灭。因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必将严重恶化该国贸易条件,以至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恶化该国福利。不增长比增长更好!直到今天,教科书上还是这样写:“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将恶化该国贸易条件,而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过度依赖进口的增长将改善该国贸易条件,而有损于世界其他地区。”[7]巴格瓦惕的大文,遂成为好些国家大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的依据。
然而,历史事实无情地驳斥了经济学者荒诞不经的怪论。从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无不证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大有利于本国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高举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乏善可陈。所谓贫困性增长、进口替代战略等奇谈怪论,早应该从教科书上出局。“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均认为,所谓贫困性增长只不过是一种纯理论假说,与真实世界无关。”[8]
(三)既然贸易条件学说和贫困性增长怪论错得离谱,所谓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本来无需再费口舌了。然而,此谬论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在于此。那些支持此谬论的人说: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8.27人民币兑1美元,等于是鼓励中国出口商可以低价出售商品给外国佬。让我们将汇率升值到7人民币兑1美元吧,如此一来,出口商要想再换回8.27人民币,他就必须将商品价格提高到差不多1.2美元。中国贸易条件不就改善了吗?外国佬白占便宜的日子不就一去不复返了吗?中国不就可以避免“贫困性增长”的灾难了吗?中国不就可以不变相拿财政收入补贴出口商了吗?
天底下怎可以有如此不通的经济学问?第一,前面已经指出: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商人根据赚钱需要所做的自主决策,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要涨价,怎么需要别人来强迫?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将人民币汇率升值到11甚至更高,岂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学问之陋,于斯为甚!
第二,说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实际是财政收入变相津贴出口企业,美国人、日本佬如此说法,中国学者也跟着起哄,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完全丧失了。的确,不否认中国曾经有、现在还有许多鼓励出口之措施,然而它们与汇率是否低估、是否高估完全扯不上关系。任何稍微知道一点儿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人都会明白:维持汇率稳定之目的,就是要让企业的决策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根据真实市场需求和技术条件,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内销还是出口)。中国自1994年就是固定汇率,就算是当年汇率低估有利于出口,经过这么多年,企业之内销或出口之决策,早已与汇率没有多大关系,完全不存在汇率低估鼓励出口。想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周边各国汇率大幅贬值,中国继续维持固定汇率,怎么没有美国人、日本佬出来,大声疾呼人民币已经严重高估、不利中国出口,从而鼓励中国将汇率大幅贬值?当年中国继续维持汇率稳定之决策,赢得一片叫好,怎么今日再想继续维持汇率稳定而不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深思。
要说中国的确有许多鼓励出口之政策(主要是税收),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企业投资决策和产业结构(比如贸易产业和内销产业之选择和配置),笔者倒是同意。中国经济起步之初,采取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国共同经验,非中国独创。经过多年国际市场的锻炼,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相应的出口鼓励措施必将减少,此乃世贸规则之要求,亦是我国政府既定政策。然而,此种出口优惠或鼓励,与人民币汇率毫无关系,更谈不上蓄意低估汇率来鼓励或补贴出口。
最后补充一句,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之学说,只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成立。当一国出口产品是完全不可再生品,即供应弹性为零,比如文物、古玩字画、稀有矿产、原油煤炭,等等,外国人换走一份,我们就少一份。此时,若每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的外国商品愈多(贸易条件改善),则肯定对本国有利;换回的外国商品愈少(贸易条件恶化),则肯定对本国不利。总量就那么多,自然是价格愈高愈有利,价格愈低愈不利。然而,此乃价格理论之简单常识,完全用不着贸易条件那么复杂的术语来故扮高深。贸易条件之学说,应该从经济学里完全取缔。
 
谬论二   人民币汇率升值遏制通货膨胀势头
 
此谬论基于两个判断:其一,目前中国面临严重通涨或潜在通涨;其二,人民币升值是抑止通涨势头之良方。前者涉及事实判断,后者关乎理论逻辑。
先看事实判断,中国完全不存在严重通涨或潜在通涨势头。理由很多:第一,远的不谈,自2001年起,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是:2001年,05%;2002年,-0•8%;2003年1•2%;2004年,3•9%;2005年,1•8%;2006年一季度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不到2%。单从消费物价指数看,中国不是通涨,而是相对通缩!第二,从2005年尤其是下半年开始,各种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尤其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升幅度较快;主要原材料(黄金和稀有矿产金属)、原油、成品油、煤炭、铁矿石和其他一些相关产业的原材料价格涨幅很大。
资产和原材料价格不断大幅上涨,是中国经济之危险信号。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内资金和海外投机资金(热钱)是共同推动力量,但二者所占比例各是多少,笔者尚未发现较全面的估计;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扬则主要是国际市场投机或规避未来通涨风险的结果,背后力量是美国海外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以及美国对主要石油生产国家的军事威慑。热钱对中国资产价格上升的影响程度,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对重要原材料价格未来趋势之影响,乃是决定中国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的基本因素。
判断目前中国究竟有没有通货膨胀之压力或潜在威胁,需要将资产价格纳入一般物价指数,单靠消费物价指数或批发物价指数难以得出正确结论。以美国信任联储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者,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力图弄清资产价格波动与总体宏观经济稳定、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关系。然而,全面衡量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波动和资产价格之波动,据此准确量度通涨威胁,迄今仍没有好的指数。
尽管没有好的指标来量度资产价格上涨与总体物价水平之关系,但一个基本的判断依然成立:中国目前没有严重的通涨压力或潜在威胁。主张将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压制通涨,完全看错了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真正面临的困难。此困难主要是升值压力或预期所触发的大规模热钱流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升,热钱之投机是推动力量。
其一,假若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抑止热钱进一步流入,那么升值多少才有如此效果呢?有论者认为: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比国际市场(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低3%左右,此利差准确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倘若我们主动将人民币汇率升值3%,热钱流入再无利可预期,随即终止。此乃是静态利率平价理论的简单逻辑,并不正确。与购买力平价一样,利率平价理论成立最重要条件是国际资本市场高度整合、本币与外币具有高度替换性(对应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一价定律也)、以及预期和风险的稳定(没有大幅度的风险贴水)。人民币货币市场利率与伦敦市场利率之差3%,并不意味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是3%。考虑倒各种资金流入流出的风险、交易费用等等,国际资金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至少在10%以上,才是赚钱的投机。因此,即使我们主动将人民币升值3%,完全无法满足国际资金的投机预期,完全无法消解升值的压力,国际投机资金依然会继续流入,国际金融机构将继续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继续大度升值。
其二,只有坚定地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才能彻底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人民币之所以长期存在升值压力或预期,首先是日本、美国主要政府官员高调施压;其次是国际金融投机者闻风而动,迅速将外币资金兑换为人民币,期待升值赚钱;再次是中国政府官员不明真相,顶不住外部压力,随意谈论什么“人民币汇率将由市场供求决定”、什么“提高汇率灵活性有利于中国经济”,等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应声涌入,预期乃成为自我实现之预言。
其三,从一般理论角度而言,汇率升值抑止通涨之论点,其成立条件并非一目了然。是一次性升值、升值后继续维持固定,还是升值后任其浮动?若是一次性升值,那么升值多少?若升值后任其浮动,升值后果则取决于未来汇率之预期。若预期汇率持续升值,人们持币等待升值,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进”和长期通缩,此乃日本经济最近16年之主要特征。若预期汇率贬值,升值后汇率将很快掉头向下,触发大幅贬值,通涨不可避免。
结论是:既然中国目前不存在通涨压力,让汇率升值来抑止通涨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弄巧成拙。维持汇率稳定乃是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
 
谬论三   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
 
中国对美国之贸易顺差究竟多少?争论不休。根据美国财政部20065月发布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34亿美元,占到美国全年贸易赤字8210亿美元的25%,但我国统计数据只有1400亿美元,二者相差600多亿美元[9]。此处不讨论两国统计之差距。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大的贸易顺差。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否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更重要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升值或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能否一般性地减少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多家权威机构(包括亚洲开放银行)的研究结果,亦不支持人民币升值改善美国贸易收支[10]
汇率升值减少贸易顺差,汇率贬值增加贸易顺差,是国际经济学最著名、最普通的老生常谈,所有教科书都是这样写,其名称曰:“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弹性方法”,再加上有名的“马歇尔-勒纳弹性条件”,此学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金科玉律,攻之不破也。该学说与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之著名理论“休谟贵金属流动-价格调节机制”直接相关,演变反复,精彩纷呈。休谟、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陶西格、奥林、勒纳、维纳、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米德,蒙代尔、麦金龙、弗兰克尔、穆萨,等等,数代大师,高手云集,热闹非凡[11]
热闹背后之理念其实相当简单。支持贸易收支弹性方法的学者认为:汇率升值,出口商品必定涨价,进口商品相对降价,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本国贸易收支必定恶化;汇率贬值,出口商品必定降价,进口商品相对涨价,出口增加而进口下降,本国贸易收支必定改善。支持该论点的主要是穆勒、凯恩斯、陶西格、弗里德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以及无数教科书的作者。马歇尔尽管提出有名的“马歇尔-勒纳弹性条件”,本人并不真正相信汇率变动是贸易收支调节之主要渠道
反对贸易收支弹性方法的学者认为:汇率变动绝对不是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机制。(1)汇率变动不一定带来进出口商品价格一对一的相应变动;(2)价格只是影响进出口需求的因素之一,收入、财富、支出效应往往更重要。如果汇率变动带来重要的财富、收入、支出效应,那么汇率变动可能完全不影响贸易收支,贸易收支甚至出现相反的变化。支持该论点的主要人物是奥林、蒙代尔、麦金龙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教科书很少这样写,显然是少数派。
谁对谁错?经济学者为此争吵了200多年,至今尘埃未定。然而,识者知道真理在少数派手里,因为长期的历史经验支持少数派的论点。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理论无论多么优美,逻辑如何无懈可击,其正确与否,是要靠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来评判的。此处只举出三个众所公认的历史事实:
其一,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和20世纪早期,世界各国均实行金属本位制(金本位制、银本位制或混合本位制),各国货币之汇率变动极少。然而,如此长时期内,各国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调节相当平稳,各国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一致(变动幅度当然有差别)。汇率升值或浮动,从来不是调节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主要手段。
其二,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亦是固定汇率体系,历经20多年。各国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调节亦是相当平稳。汇率升值或贬值也不是调节各国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的主要手段,尽管偶尔使用过此类手段,但收效极微。许多人指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乃是源于固定汇率,非也。该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负责任,不遭受国际承诺,肆意大搞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任何货币体系,都不可能经得起战争、大规模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扩张之冲击。金本位制如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是,今日相对稳定之国际货币环境亦如是。应该指责的不是固定汇率,而是各国政治家的不负责任、胆大妄为。历史早已说明:倘若汇率自由浮动,出现大规模财政赤字和战争灾难,其后果将更加严重。
其三,1970年代之后,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佛宫协议之后,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从1美元从360日元最高升值到78日元。根据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弹性方法,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下降甚至消失,这也正是当年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主要理由。然而,历史记录完全反驳了弹性方法。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12]
调查新的局限条件尤其是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以反驳老生常谈的贸易收支弹性方法,贡献最大者首推蒙代尔和麦金龙。
针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问题,蒙代尔奇峰突出,指出决定美国国际收支或贸易收支的关键制度安排,乃是当代世界的美元本位制,即美元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世界各国均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一方面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一方面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一国要拥有或增加外汇储备(无论是黄金、美元还是其他储备货币),该国就必须产生相对储备供应国(美元供应国、黄金供应国或其他储备货币供应国)的贸易顺差,而储备货币供应国必定是贸易逆差,否则储备无从产生或增加。
根据国际经济学著名的古诺定律:一国之逆差必定等于其他各国加总之顺差,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或资产供应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贸易收支必定是逆差,当然,根据各国美元储备大小之分,各国与美国贸易之逆差规模大小有别。原则上,美国可以将美元借给外国作为储备资产,但借美元的国家终究必须实现贸易顺差以偿还借债。美国投资者也可以大规模输出美元资本,大规模购买外国资产(无论是直接生产投资还是投资于资产市场),但大量美元资本终究要连本带息返回。更重要的是:美元资本输入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反过来还必须主要投入美元资产市场。此乃美国大规模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得以有人为之融资的根本原因。因此,即使考虑到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的各种构成或时际因素。美国贸易收支逆差不可能消失,除非有朝一日美元完全丧失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事情的真相非常清楚:美国的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逆差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运行机制。无论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如何变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不会消失,随着各国对储备货币需求增加,美国贸易逆差还会继续上升。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无论美国如何压迫他国汇率升值,均无法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继续增长之事实(与各国贸易逆差之规模可能有所变化),而美国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乃是美国最大利益之所在,并非美国之困难。
想当年(大约是1968年吧),浮动汇率最主要的鼓吹者弗里德曼宣称:只要各国抛弃固定汇率,采用浮动汇率,各国将完全不再需要任何外汇储备。蒙代尔针锋相对,指出美元本位制下,若汇率真的浮动,美元储备将成倍增长,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容忍汇率无限制随意波动,必将需要大量美元储备以干预外汇市场。历史证明弗里德曼错得离谱,蒙代尔完全正确!
让我们记住这位天才的伟大论述吧:“许多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将美国贸易收支逆差归咎于美元汇率升值,而不是外国资本流入美国,以便为美国国内的支出大于收入进行融资。结果,广场协议将美元贬值以后,人们广泛相信美元贬值将纠正美国的贸易逆差。”
“或许,没有哪个理论比这个理论更迅速地被事实驳得一无是处:相信美元贬值将纠正或逆转美国贸易收支的理论错得离谱。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元的升值没有创造贸易收支逆差,后期更大幅度的贬值也没有纠正贸易收支逆差。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是外部资本流入美国、外部世界将美元用作国际储备资产的结果。直到美国重新出现净对外放贷之前,经常帐户将一直保持逆差。[13]
具体到中国和亚洲各国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麦金龙的大量深入研究证明:汇率变动之财富、收入和支出效应,大大超过汇率变动的弹性效应(所谓替代效应也)。克鲁格曼和奥布斯菲尔德在著名教科书《国际经济学》里,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例子,来证明弹性方法之正确:韩国元相对美元大幅贬值,刺激韩国贸易顺差大幅上涨。然而,麦金龙的透彻分析揭示:当时韩国贸易顺差大幅回升,主要不是汇率贬值的替代效应或弹性结果,真正原因是:韩国当时是债务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积累大量美元债务,汇率巨幅贬值,债务负担急剧增加,国内消费和投资必定相应大幅下降。此种财富、收入和支出效应才是汇率大幅贬值带来贸易顺差大幅上扬的真正机制[14]
然而,一旦国家变成债权国,即该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比如政府外汇储备和个人、企业美元外汇资产),汇率升值或贬值的效果将与弹性方法的推测完全相反!升值不仅不会降低本国贸易顺差,反而会增加;贬值不仅不会增加本国贸易顺差,反而会减少。原因是对积累大量美元资产的债权国而言,本币升值意味着个人、企业、政府财富下降(以本币计算),其国内消费和投资支出相应下降,进口不增反减,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扩大;本币贬值意味着财富、收入上升(以本币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支出相应增加,进口不减反增,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
本质上,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弹性方法是部分均衡方法,不考虑价格变动-替代效应之外的其他效应,尤其是完全忽视财富、收入和支出效应。以此分析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调节机制,是片面或错误的。将弹性方法用于分析中美贸易顺差,更是谬论。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早就应该重写[15]
 
谬论四   人民币汇率浮动让中国拥有独立货币政策,
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让中国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
 
此谬论亦是经济学历久不衰的老生常谈。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大师约翰逊1972年发表文章,题目与弗里德曼1950年的文章一样:《支持浮动汇率》。约翰逊宣称:“支持浮动汇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赋予国家独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浮动汇率自动保证外部均衡,确保公民享有国际交易的充分自由。[16]”克鲁格曼和奥布斯菲尔德的教科书《国际经济学》写到:“如果中央银行不再负责干预外汇市场以固定汇率,那么,政府就能够用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此外,浮动汇率还能有效避免国外通涨和通缩波及国内(不再进口通涨通缩)。[17]”美国财政部20065月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说:“当信用扩张触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时,中国的固定汇率却限制了货币当局调节利率、货币信用总量的能力。[18]”一些国内学者和央行官员主张浮动汇率的论调如出一辙。
此谬论牵涉甚广。诸如:何谓独立的货币政策?如何选择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控制指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汇率之关系究竟如何?是货币政策(价格水平)决定汇率?还是汇率反过来决定价格水平?此处无法细说。我只简要指出此学说之所以错误的几个重要方面。
该学说之主要理论依据有三:第一是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货币数量论;第二是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方法;第三是通涨通缩与就业率此消彼长的菲利浦斯曲线。
依照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完全由商品服务市场之一般价格水平决定,后者完全由货币供应量决定,而货币供应量由本国货币当局控制。本国货币当局依照内部经济平衡之需要(背后逻辑即是菲利浦斯曲线),选择某个水平的通涨通缩,据此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怎么办呢?由汇率之变动来自动调节,此乃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弹性方法之基本推论。而汇率主要跟随货币供应量之变而变,尽管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变化也会影响汇率。如此以来,内部和外部均衡皆掌握在货币当局手里,只要货币当局妥善管理货币供应量或运用其他政策工具来调控国内价格水平或就业水平,万事大吉也。
看似逻辑井然,无懈可击,其实一子落错,满盘皆输!
首先,汇率不是由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所决定,而是由资产市场所决定。汇率是资产价格,其变动受资产市场各种因素左右,诸如预期、风险、过度投机、未来不确定性、不同货币之间的替代、不同资产之间的替代,等等。1970年代之后的汇率经济学,主要就是构造资产市场之模型,以解释汇率之波动。汇率决定之购买力平价方法或货币方法,基本无法解释或推测汇率之走势。反过来,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其波动总是先于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汇率之预期、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以及不同货币或资产之选择(投资组合之调整),从而左右一般物价水平。因果关系一旦颠倒过来,货币当局之政策将完全失效。本来想依靠操控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内部平衡,让汇率自由波动来维持外部平衡。然而,资产市场之反应总是先于真实经济(商品服务市场),只要预期到货币当局之政策改变,汇率总是率先过度反应,反过来冲击本国一般物价水平。央行所确定的通涨通缩指标将完全无法实现,资产市场之快速变化,将挫败货币当局的货币稳定期望。此处的传导机制乃是近年货币理论最热闹的研究课题[19]
考虑到财富、收入、支出效应,汇率之改变不一定相应改变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此乃弹性方法之重大缺陷,前已详述。一旦汇率过度反应,弹性方法之效果更加难以预测。贸易收支和汇率失去了确定的因果关系,货币当局就不可能自由放任汇率不管,也不可能放任贸易收支不管。如此以来,要么汇率稳定成为货币当局之调控指标,要么贸易收支平衡成为货币政策之目标,货币政策之独立性(所谓货币政策独立性,一般而言,即是不管汇率或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只专注内部平衡)也就去如黄鹤。
通常,货币政策之独立性乃是指本国货币当局可以自主操控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以实现既定的通涨目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控制通涨目标,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政策之主要建议,许多国家曾经尝试过。比如1970年代末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曾经明确将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作为政策目标。实际上并不成功。调控国内利率以实现通涨控制目标,亦为许多国家所采纳,比如1970年代之前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以及今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或某程度上的中国人民银行)
无论是调节货币供应量还是调节国内利率,都无法回避外部冲击(外国的通涨通缩、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动荡、风险和预期转变),所谓货币政策之独立性是不存在的。浮动汇率鼓吹者心目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主要是说本国货币政策可以无视外部世界之冲击,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然而,历史经验和数十年经济科学之进步表明,外部世界影响或冲击本国货币政策之效率,实际上有数之不尽的渠道。
概而言之,(1)国际货币市场和资产市场之价格波动,尤其是汇率的过度反应,将改变本国货币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冲击本国一般物价水平。此种冲击完全在本国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它们往往让本国货币政策完全失效。(2)各国货币之间其实具有相当程度的替代性。即使资本不完全流动,浮动汇率下,本国货币供应量也不是一个孤立变量,尤其是本国货币与国际通货(主要是美元)之间的替代,可能使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加复杂。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之所以放弃控制货币供应量,主要就是无法精确量度货币供应量(M1,M2,M3),且货币数量论之关系相当不确定。(3)有效掌控本国利率,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汇率稳定,汇率没有大幅升值贬值之预期,没有风险预期的急剧转变。然而,任何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人都深知:有关汇率之预期经常剧烈波动或转变,风险变化无日无之。根据开放经济之利率平价理论,汇率预期往往是国内短期利率之决定因素。既然本国货币当局无力控制汇率风险和预期的转变,其掌控本国利率之能力亦将受到严重限制。
1990年,麦金龙发表重要文章《浮动汇率为什么失败》[20]。他的简洁模型证明:商品服务市场价格之调节速度和国内利率之调节速度,总是慢于货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汇率之波动速度。国内价格之刚性和国内利率之“流动性陷进”,共同挫败利率平价关系。然而,利率和价格终究要跟随汇率调节(此乃货币齐次性假设之根本真理)。若汇率预期和风险持续波动(浮动汇率正是如此),国内利率和价格之变化亦将呈现“随机行走”态势,无法预测。货币当局追踪调节利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最近十年最显著的例子是日本:日元长期升值趋势和预期迫使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进”,日本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完全失去效力。
结论非常清楚:不要盲目侈谈什么货币政策独立性,我们必须转换思维,从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角度来审视货币政策准则。顾名思义,开放经济意味着各国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独立性失去意义。为了制定明确的货币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利率、汇率、价格(通涨)、货币供应量是可选择的几个控制指标。我们的问题不是什么独立性,不是浮动汇率好还是固定汇率好,而是选择哪个指标更有利于我们实现经济稳定(或内外部平衡)。正确的问题是:汇率目标(exchange-rate targeting)、利率目标(interest-rate targeting)、通涨目标(inflation-targeting)、货币供应量目标(monetary aggregate targeting)、完全自由放任(no-targeting),哪个政策工具的成本最低?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或货币环境稳定?
处于今天世界美元本位制的特殊制度安排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汇率的波动(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但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即使是美国,也无法长期无视美元汇率波动)。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选择固定汇率(exchange-rate targeting)是成本最低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整体而言,完全的固定汇率乃至统一的世界货币则是最佳选择。
 
谬论五   人民币汇率浮动提高中国经济的灵活性
 
此论点之荒谬和随意(我们要问:所谓经济之灵活性,究竟什么意思?),近乎胡说八道,本来不值一驳,不过它牵涉到汇率稳定或货币稳定之本质,还是应该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假设:此谬论提倡者心目中的“经济灵活性”,乃是价格机制“灵活”地发挥作用。我相信,这可能是浮动汇率灵活性鼓吹者的本意。
自经济学开山鼻祖斯密始,有两个命题是所有经济学者的立身之本:其一是市场价格机制之“看不见的手”乃是最有效运用资源之不二法门;其二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必须稳定。前者是根本所在,后者为前者服务。前者是价格理论,后者是货币理论。两个命题涵盖了经济学的全部。
为什么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必须稳定?从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到费雪、凯恩斯、哈耶克再到弗里德曼、蒙代尔,所有货币理论大师一致的结论是:货币动荡(通涨通缩)之主要危害就是扰乱资源配置之价格信号,破坏“看不见的手”之正常功能(通涨通缩改变收入分配是另一危害,但次要)。然而,谈到汇率稳定或浮动,大师们的意见就有了分歧。
分歧的根源是大家对汇率与一般价格稳定之间的关系,认识各有不同,像费雪和弗里德曼,无疑是顶级货币理论大师,但没有经历过汇率浮动之“过山车式”的体验,就天真地相信汇率之投机可以将汇率稳定。具有丰富资产市场投机经验的凯恩斯,尽管主张牺牲汇率稳定以确保内部稳定,对浮动汇率之危害却有深入认识,他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设计的方案,强烈主张固定汇率。当代支持固定汇率最力的大师是蒙代尔和麦金龙,二师对1970年代之后浮动汇率之害的深刻体察和理论阐释,令人拜服。蒙代尔几位得意弟子(多恩布什、穆萨、弗兰克尔)多年深入研究,其结论为学界一致认同:汇率是资产价格,其过度波动(Exchange-rate Overshooting)乃是各国货币动荡(通涨通缩)的直接根源[21]。麦金龙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完全支持同一结论。
既然汇率浮动之过度反应是造成各国通涨通缩的主要源泉之一,说汇率浮动反而提高经济之灵活性,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既然只有货币环境稳定,“看不见的手”之价格机制才能最有效发挥作用,那么汇率固定才是提高经济整体灵活性、传递正确价格信号、促进资源最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在一个汇率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除非有发达的外汇市场来套期保值,企业家可能完全无法做出正确的生产决策(比如,是投资出口产业还是发展内销产业?)如果能够稳定汇率,又何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套期保值呢?发展那大规模的外汇市场、让汇率天天浮动,只不过增加经济整体之交易费用,为那些投机者找了份工作,危害最大的,正是经济整体之“灵活性”[22]
 
谬论六   汇率不过是一个价格,与任何商品价格并无什么不同,
理应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汇率水平
 
此观点是浮动汇率支持者最经常挂在嘴边的说辞。好些中国学者和官员尤其喜欢如此这般夸夸其谈。他们说:汇率不就是货币的一个价格吗?与其他价格有什么两样?我们正在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就是要让价格机制发挥最根本的作用,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汇率,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也。
其一,说汇率是一个价格,笼而统之,没有错。然而,汇率之价却不像一般商品价格那样简单。
货币区别于其他商品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其最基本目的是降低人类经济活动之交易费用,即尽可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贯串整个经济体系。货币之诞生,乃是大幅度降低人们签约之成本。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货币?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没有货币,我们就要回到以物易物,没有众所公认的国际货币,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国际贸易。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存手段之货币,必须稳定,此乃经济学最重要命题之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之价值论和货币论,本质上是要寻找价值之绝对尺度,以此衡量其他一切商品服务之价值。
蒙代尔1960年发表《最优货币区》,众人皆以为此文是欧元之基石。此文之所以重要,是它迫使人们思考如下问题:既然大家鼓吹浮动汇率,为什么不是每个省、每个城市、每个居委会、每个小区、乃至每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然后相互浮动?既然一国之内需要实施同一货币(本国之单一货币,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地区之间汇率永久不变的固定汇率体系),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却要浮动?全世界(我们经常谈论的“地球村”)使用单一货币,难道不是最佳选择吗?退而求其次,各国货币汇率相互固定,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请浮动汇率支持者想想吧:假若中国三十多个省各自使用自己的货币,湖北人用湖北币,广东人用广东币,上海人用上海币,新疆人用新疆币,……各省货币之间相互浮动,让市场力量决定各自的汇率,世界将会怎样?
是的,汇率是一个价格,却是一个自找麻烦的“是非之价”。欧元之诞生,消除了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是非之价”,是人类货币史划时代的大事。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多次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蒙代尔是世界货币最有力的提倡者。想想吧,假若人类有一天真的使用一种货币,我们将会省去多少麻烦。在世界单一货币诞生之前,次优的选择当然是固定汇率。说什么汇率是一个价格,应有供求力量决定,乃是对货币本质缺乏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辞[23]
其二,汇率这个“是非之价”既然存在,我们就不可能不正视它。然而,事情是不是像好些论者所说:既然汇率无法避免,那么让市场供求力量自由决定汇率就是上佳之策呢?非也。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汇率浮动或汇率固定,而是经济整体之稳定或货币环境之稳定。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等等,皆是左右或量度货币稳定的重要变量。问题不是汇率是否浮动,不是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孰优孰劣,而是四大变量中,我们选择哪个变量固定、哪些变量自由变动,能最有利于实现货币稳定。此一重大关键问题,前已阐释,此不赘述。
 
谬论七   存在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可以计算出均衡汇率水平
 
购买力平价是一套大理论,演变繁复,牵涉甚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均衡汇率,据此判断汇率应否升值或贬值,升值或贬值多少,只是该理论重要运用之一。笔者另有专文详细追问该理论的来龙去脉,此处只强调一点: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均衡汇率,从理念和实际操作上,均有难以克服的苦难和错误,据此判断汇率应否升值贬值,以及升值贬值多少,谬论无疑。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购买力平价并不是一个均衡条件!既然它不是经济体系的均衡条件,如何能用它来计算所谓均衡汇率呢?是的,你可以选择某种价格指数,代入购买力平价公式,一秒钟即可得出一个“数值”,那仅仅是一个“数值”,却非一国货币的所谓均衡汇率。好些学者,比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随意找几种商品,计算一个“数值”,然后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宣称这就是人民币的均衡汇率,人民币汇率低估多少,应该升值多少云云。这些学者号称一辈子研究经济学,似乎永远是糊里糊涂[24]
深入一点儿的学者认为:购买力平价是均衡条件,因为它乃是基于货币齐次性假设和一价定律。的确,货币齐次性假设和一价定律包含着重要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参照点。然而,两个命题之成立,需要太多严格的假设条件或限制条件。假设或限制条件太多太复杂,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就无法用以解释、推测、判断真实经济之现象,此乃经济科学方法论第一课。要是我们假设人类经济世界一切相关的交易费用(包括风险、预期、不确定性、调节速度之差异)均不存在――这正是货币齐次性假设和一价定律之基础,那么经济体系随时随地均衡,均衡条件遍地皆是,岂止购买力平价而已[25]
回到真实世界,探索经济体系之一般均衡条件,必须考察不同市场之均衡(商品服务市场、资产市场、货币市场,原则上,可以一直划分下去),必须考察不同市场之不同的调节速度和动态调节过程,必须区分主要和次要的约束条件。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解释、推测真实世界。1960年代之后的汇率经济学,正是沿着此方向,终于弄清了汇率之决定条件,原来是资产市场之风险和预期。这是非同小可的重大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汇率问题的思维路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均衡汇率之思维,早已被事实颠覆[26]
思维改变带来两个重要结论。若汇率浮动,其波动一如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天天“随机行走”,几无规律可寻,购买力平价不是汇率走势有用的推测,汇率既然无时不在波动,你可以说它一直处于迈向均衡的过程,也可以说每时每刻的汇率皆是均衡汇率,汇率之均衡,完全失去意义。若汇率固定,那么其他价格或总体经济变量,如利率、物价水平,将围绕汇率调节,说被固定的汇率是均衡汇率,亦无不可,但也没有什么内涵。力图用什么均衡汇率来指导货币政策,卡塞尔、霍撒克等人试过,现在尝试的仍不乏人,但它既无科学依据,历史经验也不支持。凯恩斯和萨缪尔森均力斥其非[27]
 
 
 


[1] 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1937), p.555.
[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关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扭转贸易条件恶化之论点,见于许多媒体。读者很容易到网站查阅。尤其是《财经时报》2004年2月9号“宋国青:分析强势人民币政策利弊,扭转贸易条件恶化,人民币升值宜早”。此文亦提到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室的研究课题,二者的结论都是1997年之后,中国贸易条件一直处于恶化趋势。宋国青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是扭转贸易条件恶化的有效方法,并且说升值幅度应该是10%。此处所引用数据和观点,皆是根据媒体报到,未与本人核实。特此说明。
[3] 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1937), p.557.
[4] Armen A. Alchain & William R. Allen, University Econom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67),pp.730.
[5] 《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三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页123。
[6]  Jadish Bhagwati, “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al Not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une 1958),pp.210-205.
[7] Paul R.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0), pp.100
[8] Paul R.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0), pp.102.
[9]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May 2006.
[10] 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美联社、亚洲开放银行等重要人物和机构,均认为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
[11] 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理论之历史演变最深入、最详尽的分析,参见《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以及Robert A. Mundell, “The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augural issue of The Zagreb Journal of Economics.
[12] Ronald I.Mckinnon and Kenichi Ohno, Dollar and Yen—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MIT Press, 1997.
[13]《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14] Paul R.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0), p.469.   Ronald I. McKinnon, Exchange Rate or Wag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Japan and China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Economics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2005.
[15] 忽视财富、收入、支出效应是经济学者长期以来误解休谟国际收支理论的基本原因。蒙代尔的精辟分析,以无可辩驳的学术史证据表明:休谟不认为相对价格变化是国际收支调节之机制,休谟始终相信一价定律。后世学者如穆勒、凯恩斯、陶西格、弗里德曼等等,完全误解了休谟的理论,导致今日教科书上触目皆是所谓“休谟贵金属流动-相对价格变化之调节机制学说”。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
[16] Harry G. Johnson, “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1969,” in Further Essays in Monetary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98-228.
[17] Paul R.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0), pp.569.
[18]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May 2006. pp.31.
[19] 读者应该着重参考的著作是:Ronald I. McKinnon,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Exchange Rates, The MIT Press(1997). Rudiger Dornbusch, Exchange Rates and Inflation, The MIT Press(1992).以及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系列研究。有关伯南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研究,请参考向松祚和邵智宾合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20] Ronald I. McKinnon, “Why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Fai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iquidity Trap”, Ope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1990),pp.229-250.
[21] Rudiger Dornbusch,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PE(1976), pp.1161-1176. 此文开创了著名的“Overshooting Model”,是现代汇率理论的里程碑。此文所激发的相关文献数之不尽,结论却大同小异:汇率是资产价格,其调节速度远远快于利率和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Overshooting Model”及其相关文献最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不同市场,其价格之调节速度具有重大差别,此一关键局限条件之发现,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经济之动态调节,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他模型引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具体过程,不同资产之替换,突发性政治、经济、金融风险,进一步丰富了“Overshooting Model”的丰富验证含义。事实上,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对资产价格之过度波动有极具启发力的阐释,令人五体投地。当代宏观经济学被称为新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继承凯恩斯关注真实世界成本局限条件之优良传统。
[22] 托宾、蒙代尔、斯蒂格利兹、麦金龙等许多顶级经济学者,均认为外汇市场大量投机交易对经济有害无益。国际热钱的投机交易是汇率剧烈动荡的主要推动力量。所谓套期保值来规避汇率风险,乃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白白增加企业经营的成本。托宾早就建议对国际投机热钱征税以限制其危害(著名的“托宾税”)。读者可参阅:《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Norton & Company(2002).
[23] 笔者以为,蒙代尔强烈主张固定汇率乃至世界货币之最根本原因,是他对货币之本质具有最深刻的理解。透彻理解蒙代尔经济学,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他对人类货币史的每个细节,均了如指掌。他的理论和政策哲学深深植根于对全部货币历史的精辟分析。国内某些浅薄的评论者以为:蒙代尔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为了迎合中国政府,甚至有个人利益之因素。此类不知天高地厚之语,令人心惊!读者若不相信蒙代尔是货币史大师,请参阅《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24] 黄有光教授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论点,他自己讲过许多次,国内媒体多有报到,读者可以很容易从网站查到。2005年11月,黄教授到北京演讲,宣称根据购买力平价,人民币汇率应该是2人民币对1美元!大声疾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随后,黄教授将此论点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针对人民币升值将放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说,黄有光更提出新的论点:说经济增速放慢大有好处,并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因日元升值、经济放缓是大大的好事。因为根据黄教授自己设计的某种快乐指数或幸福指数,日本虽然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快乐指数或幸福指数却是世界最低水平!经济快速增长有何用?!他还指出诸如环境污染、贱价出口等等,进一步说人民币升值放慢经济增速是好事。我不知道黄教授使用的是哪个购买力平价,不知道他的快乐指数或幸福指数是何方神圣,不知道他的经济学是怎样奇怪的一门学问!他算是有点儿地位的经济学者,竟然不顾起码的经济逻辑和常识而大发怪论,让人深感震惊和悲哀!我们需要的是严格的科学推理和事实验证,最起码也要尊重正确的经济常识。学者乱发怪论、哗众取宠,的确是今日中国学术界最令人悲哀的怪现象。
[25] 对经济学方法论和均衡概念最简洁、最具有洞察力的阐释,请参考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5月。仔细追问经济学最基本概念的真正内涵,是科斯、阿尔钦和张五常的优秀传统。张五常说:“所谓均衡,是指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义,而不均衡则是说理论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参见张五常“七十自述: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载向松祚、高小勇主编《五常思想》,朝华出版社,2006年。
[26] Rudiger Dornbusch,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1988).
[27] John M.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hapter III. Paul A. Samuelson, “Theoretical Notes on Trade Problems”,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Works of Paul A. Samuelson, Volume II. Pp.8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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