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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09-01-12
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
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6月9日下午，“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在我院新大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与会人员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潭崇台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夏振坤教授和前副院长陈文科教授等在内的10多位知名的专家学者。莅临本次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50多位经济学界的同仁和发展经济学家。另外，张培刚教授的新老学生代表、经济学院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代表也出席了本次会议。大家欢聚一堂，共享盛举，这既是一次庆贺张培刚教授95华诞的盛会，也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
庆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的主持下隆重开幕。首先由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建凡致辞对莅临会议的专家、领导表示欢迎。同时他肯定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已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表达了对张培刚教授的无比敬意。他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尤其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一批老一代科学家的爱国拼搏、孜孜不倦的精神。最后对张培刚教授95华诞表示祝贺。
接下来，由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致辞。他代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向张培刚教授表示祝贺，并向作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张教授对研究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代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代表所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以及南京大学向张培刚教授祝寿。
作为张培刚教授老一代学生代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教授，新一代学生代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良智在致词中回忆了自己接受张教授教诲的场景，对恩师忠心爱国、淡薄名利的精神和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作风表达了敬仰之情，并决定将恩师的思想、作风永远传承下去。最后，他们代表张教授所有学生向恩师祝寿。
随后，师生代表向张培刚教授献花。
热烈的掌声过后，张培刚教授在答谢词中首先对大家的祝福表示感谢。在总结一生时他说：“虽说我写了上十本书和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但最值得提出来的，就只有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这本书是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书曾获得哈佛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后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一篇文章是他在1989年第6期《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张培刚教授强调说：“在哈佛获奖的这篇论文，之所以得以写成，我曾经说过，读书固然使我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我在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我在大学毕业后走边国内4省，包括河北省、浙江省、广西省等等，先后六年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心，我是写不出这篇论文的。”
“我写的这本书，已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张培刚寄望后学，“我殷切地盼望，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出现闪烁炫目亮光的中国新星。”
接下来，“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宋德勇教授致辞并介绍基金会情况。
大会进行第二个议程——“发展经济学论坛”系列学术报告。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科学发展观和发展经济学”，并采用主题发言和交流讨论的方式进行，整场会议分两个阶段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彭刚教授和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分别主持。
现将本次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彭刚教授的主持下，首先由西北大学经济学院何炼成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报告。何教授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个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出发，结合目前高校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现实问题，从他所带头编写《中国发展经济学》（后改编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两本著作的编撰过程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何教授谈到《中国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两本书的基本思路主要遵循了以下三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二是根据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论证中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三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的“农业国工业化”的思想。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的内容分为中国现阶段如何实现“八化[1]”和为了实现“八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八大关系[2]”两块主要内容。此书出版后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突出不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表现不明显，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科学观点和方法很少借鉴，缺乏实证分析和数量分析等。
针对以上意见和建议，编写组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一是应突出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二是要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三是要明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四是根据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张培刚教授创建的《新发展经济学》，从“十大关系[3]”的角度阐述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五是从论证上大量引用了邓小平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党的有关会议文献和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新发展经济学》中的有关思想，同时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如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的科学论证，并在方法上引用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国际发展经济学）中的有关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并利用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根据以上的修改特点，新修订本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何教授认为此书编写经过了近十年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比较科学地回答“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个困扰我国经济学界的问题。最后，何教授抨击了那种全盘照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行为，视之为等而下之，不足为训；并号召我国经济学界要很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升到理论高度，这样创建出的“中国经济学”必将走向世界。
二、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分析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针对1997年后我国出现的内需消费不足现象，做了“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分析”的讲演。方教授首先对学术界就居民消费不足原因分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综述，即：一是认为来自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认为由于中国居民传统的消费行为习惯和特点；三是因为福利改革的结果；四是由于居民目前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所造成。基于四种主要的观点，方教授在肯定了各自分析角度都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一些观点也存在不完善性和片面性，比如方教授谈到，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习惯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为来解释98年后才出现的内需不足的经济现象在逻辑上似乎不是很完满。因此认为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方教授就他的阶段性研究按思路和方法作一个介绍：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设计出了计量模型，数据选取了1995年到200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省数据；检验结果得到了两个结论：一是居民人均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其中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更显著于农村居民的影响，即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更符合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而且研究的范围内，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二是我们研究发现1996年开始，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基本上是朝政府倾斜，政府占GDP的分配比例明显上升，而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则明显下降；在国民收入再分别中间的变化同样如此，因此我们说的收入分配不公应该是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不应该是以往研究所认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基于这两个研究证据，方教授得出因为在中国居民消费中收入是占据稳定的主导作用，而96年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份额的下降，从而逻辑地造成了居民需求的不足。
三、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可持续改革的新拐点
最后，武汉大学的颜鹏飞教授就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正处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可持续改革的新拐点”为题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四大变化做了主题演讲。第一个大的变化是从泛市场化[4]的改革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转折和调整。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指有选择的，其中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该退出纯市场化的改革，应该是由国家干预体系予以配套的，即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的区域协调体系作为配套的，同时这种改革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应区别于有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的改革和有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改革倾向，否则会产生市场发育不足或政府治理不足的双缺陷的市场机制；另一个大的调整应该是从对西方理论、制度、科学技术的大规模的启蒙性移植与引进逐步进入以自主创新型为主的转折和调整。颜教授肯定了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对西方理论、制度、科学技术的模仿和引进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指出这种引进是一把双刃剑，即一国的制度环境与新移植过来的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移植、启蒙、模仿阶段，应从移植型经济转向自主创新型经济，应由世界加工厂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世界实验室，从躯干型国家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第三个大的转折变化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变化。因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推崇外向型经济，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特殊的标志是外贸依存度较高，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个高度依赖外贸、外资、外需的结构，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因而使中国只能是供给意义而非需求意义上的大国，这样一种需求外生性破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5]”的平衡，这样的外延型经济容易产生外资依赖性、市场依赖性、经济依赖性、资源紧张和环境的污染性，外贸挤压内需以及出口依赖和引进依赖的并发症；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由于没有从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从而酿成日本经济失落的10年这样的教训，所以我们应重新思考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最后一个大的转折是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转折。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的任何一个既定的经济理论或模型来进行诠释的，所以中国从社会发展大视角来看，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多元化的综合性改革，将涵盖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性改革，中国的改革要走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谨防“李嘉图推进”和“非卡尔多推进”，要适时地选择以人为本，尊重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点，从而引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使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出一个健康发展的轨迹。
四、论有效剩余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工农业之间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其中农业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剩余现象，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消减这种经济结构的异质性，进而逐渐地实现工业化。因此经济发展就是“一个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被逐渐消除的过程”（胡景北，1998）。就此热点问题，胡景北教授在本次演讲中主要从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入手，说明从劳动力转移的一开始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可能上升；这样，胡教授从新定义了“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在刘易斯模型中，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工资水平就是恒定的生存工资，现代部门则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也维持生存工资。而胡教授指出了该模型中存在明显的缺陷，并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始终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在胡教授提出的“自耕种”模型[6]中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从一开始就不再水平，又因为两部门生产率存在差异，因而与刘易斯模型相比，农业劳动力存在继续转移的现象。
通常，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般公式是将劳动力总量减去农业中生产粮食的劳动力总量。胡教授指出，该公式的成立依赖于两个隐含假设：1、劳动力的同质性，即农业中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同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2、农业劳动力是在农业内部决定的。而实际上，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很好的满足：劳动力必然不是同质的，并且农业劳动力是在和工业部门相比较的条件下决定的。鉴于此，胡教授提出了对“有效剩余劳动”一个新的定义——即在现代部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生产率的条件下，在一定水平上影响现代部门劳动力有效供求关系的剩余劳动力。胡教授还强调，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分析劳动力转移的结构问题有重要意义。
五、产权保护与企业的经营范围
杜巨澜教授认为，传统经济学比较支持企业多元化经营，范围经济的好处能够通过企业不同部门的收入补贴使企业的现金流平滑化；在外汇融资比较昂贵的情况下，利用不同部门收入盈余的变化实现内部融资；在外汇的劳动力市场不够发达，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最近几十年，在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特别是扩张到不相关领域，很多学者认为并没有什么好处。理论上来讲，代理成本问题，职业经理人为了自己得到声望，好处，到处扩张，这样可以使企业经营风险降低，自己获得稳定的高收入，但对企业长期经营来看，并没有利。分散经营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新兴市场，专业化经营未必是好事，因为在新兴市场缺乏比较完善的支持企业发展的制度，因此这时候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替代市场，创造内部市场。在西方文献没有发现把制度跟公司多元化的分散经营系统的研究，我们就希望利用中国的数据做这个研究。
我们的关注的问题是1、比较弱的产权保护政策是否能促进企业多行业的分散化经营？2，在比较弱的产权保护政策下，分散化多元经营在某一地区能否取得好的经济效果。理论上讲，为什么产权保护对分散化经营会有影响和关联呢？杜巨澜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归纳和论述。
1．从地方政府腐败上讲，这个地区的企业发展必须依赖寻租活动，如果一个企业有多个行业的话，在固定成本上有个规模效应。
2．在寻租的机会成本上，官员要创造一个市场，让企业竞价，这种情况，分散化经营扩张比较快
3．风险的分散化。政府有选择的限制部分行业的发展，如果只有一个行业，风险很大，所以多样化经营可以分散企业风险。
4．官商勾结，一方面对与进入的企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又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
六、中国产权交易模式的研究
张教授首先阐述了国有产权交易的必要性。国有产权的交易是国企改革的需要，国企的改制过程必然伴随着产权的转让或交易。另外，国有产权的交易能使资源从估价低的所有者转移到估价高的所有者，可以使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反之，限制资源的转让则会使资源的价值下降。通过转让还能实现优质企业资本和优质人力资本的最佳组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分散风险。
然而国有产权的交易存在很多困难。国家，企业管理层与职工都对企业具有残缺产权，都有发言权，又都有具有不完全的决策权；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交易目标：政府—资产保值增值、税收、就业、经济增长；管理层—位子和收入；职工—饭碗和收入。因此存在很多非价格因素，使交易非常困难。国有产权交易市场是个典型的不完全市场，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卖者与可能不多的买者进行交易。国有产权交易也存在政治性，交易不是以什么条件进行，而是如何使交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因此只有特殊的交易机制或交易模式才能同时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2003年以前，国企产权交易基本上是协议转让，其中包括管理层收购，产生了许多问题，反响最大的是国有资产被贱卖或国有资产流失问题；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规定所有的国企产权必须进场交易，于是产权交易所成为国企产权交易的主战场。中国的国有产权交易模式有以下特点：（1）根据竞争的程度不同确定不同的交易方式。（2）不同的交易方式被“一体化”了。（3）非价格因素起重要作用，绝不是以最高价格“一卖了之”。
中国的产权交易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多目标条件下的交易问题，使国有资产得到保值增值。三种并列的交易方式，在中国竟成为根据竞争程度不同而不断向前推进的三个阶段；竞争贯穿了交易的整个过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产权交易制度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制度设计，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中国国有产权交易需要进一步解决。资产评估问题，要有更多的监管同时行业自律，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要体现公平、公正与效率。在评标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监督，专家不仅要有专业水平，也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
在之后的讨论中，与会专家和学者对以上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并对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解答。总之，本次“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95岁华诞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书中指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现代化。
[2]书中指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结构关系、三次产业及其相互关系、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 “十大关系”指（1）“三农问题”，当前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2）“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农业工业化，当前就是要实行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3）工业化中的城市化问题；（4）信息化和现代化关系；（5）三次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发展问题；（6）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问题；（7）区域经济发展问题；（8）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9）转变政府职能与中国发展问题；（10）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4]泛市场化改革思路体现为：（1）产品和要素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定价，政府无权干预；（2）认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行业也应该搞市场化改革；（3）崇尚木桶效用。认为这种木桶效用是市场机制的当然的逻辑推论，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用市场换技术；，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概括，即把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实际上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其动态演变决定了政府管理机制与市场机制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由此我们的第一个变化表明这样的思路，即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而政府干预这样一个机制也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5]指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
[6]该模型是胡景北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在他的模型里，农业部门存在着自耕农制度，农业工资由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决定。在剩余劳动力前提下，部分农民离开农业后，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工资就将上升。这样，现代部门要从农业取得劳动力，也必须相应地提高工资。而工资一旦可以上升，就会高于生存水平并可能有储蓄，收入分配过程便将和资本积累过程相分离，经济发展也就可能遵循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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